乡土企业的“制度饥渴”

未到阜阳前就听说,这个地区的户办、联户办企业得了“怪毛病”,办得快,垮得也快。前两年全地区每年都新增上万家企业,又总有几千家要垮掉。 记者在采访中,确也碰到过这样几个企业。 毫州市农民贺玉珍,人称“酿酒大王”,与几位亲朋先后合伙办过两个小酒厂,其中一家的产品曾获省优,但因为“内哄”,两个厂子先后都垮了。     

报刊文摘

批评“三式”——王瑞权——现在,有些同志的批评方式越来越“讲究”了: 其一:表扬式。有位同志对领导说:“我真的要批评你,你太不注意休息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你下班后还办公,身体搞坏了咋办!”这哪里是批评,分明是奉承。其二:曲线式。把批评说成希望,谈希望还要婉转而又婉转,如此兜圈子,绕弯子,批评的棱角全磨光了。这种隔靴搔痒的批评,能有多少效果呢? 其三:否定式。有人把批评的内容说完后,马上话锋来个一百八十度急转:“我所提的批评意见,是个人的看法,很可能是错的,仅供参考。”这种批评等于零。     

“全运会”与“农民NBA”

不久前举行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不是运动成绩、不是金牌数量,也不是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而是不绝于耳的各种丑闻。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已办10届的“全运会”还有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一位河南农民在家乡发起组织了家乡的农民篮球联赛,大受乡民喜爱,被戏称为“农民NBA”。虽然后者只是一个穷乡僻壤农民的“个人行为”,与“全运会”的“举国共襄”相比无疑只是豆芥之微,但若将前后两种现象并列,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江青毛泽东分居隐情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江青过分挑剔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也各吃各的菜.     

农民不再满足于让孩子吃饱穿暖——荣成县科学育儿见闻

在省会济南,山东省妇联的同志告诉我,荣成县科学育儿工作搞得好,建议我到那里看看。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荣成。我第一次到荣成,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季。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当时农村还在吃“大锅饭”,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手里没钱,能够办得起幼儿园的村庄为数不多。就是办了的,设备也很简陋。入园的孩子基本是“一吃、二睡、三坐、四抓土”。多数村庄的孩子则无园可     

让企业“苗条”起来

近日,与一位企业界友人闲谈。友人抱怨,现在企业日益“肥胖”,大有不堪重负之忧。何为企业“肥胖”?企业机构臃肿也。笔者所在的城市,就有一家2700人的企业,仅厂部机关的行政、后勤和党、群、工、团等机构就多达36个,占去了1200多人。冗员浮事,僧多粥少,企业的日子能好过么?目前,这种企业“肥胖”症正在企业间流行,大有继续发展的趋势。企业“肥胖”症病因来自何处?细究起来,不外以下几个方面。外来因素使然。有家企业本来有个生产处统管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因要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处室对应,便将生产处分为综合计划处、生产安全管理处、生产经营处。处长由二变六,科员增加四倍。更多的,则是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企业建立对口机构。“条条”要求企业设法规办、信息办、统战办、文明办,“块块”要求企业设打拐办(打击拐卖人口)、灭鼠办、环卫办、治安办……真可谓,上边让你“胖”,你不得不“胖”。     

农民的时间也值钱

农民上乡镇政府办事找不到人，以往只能自叹“运气不佳”，如今，在湖南武冈市大甸乡终于有了个“说法”。该乡新出台的一项改变机关工作作风的制度规定，每周一为集中办公接待日，农民在“接待日”办不了事的，由乡政府支付１０元一天的“误工补偿”，从责任人工资中扣除。农民高兴地说，咱们的时间也值钱了。 到机关办事找不到人，摸不清干部去向，在一些人口多、地域广的大乡大镇尤为突出。农民辛辛苦苦上来一趟，往往无功而归，耗时费力不说，要是碰上大事急事真是急煞人。难怪有农民口生怨言：迟交了上缴提留要交滞纳金，为何咱老百姓…     

离开江青的日子

“挨江青批评,也是一种光荣” 从北京五四大街拐入沙滩北街,像穿过一个世纪。石墙浮雕一路展开：新青年、鲁迅、“狂人日记”、“誓死力争,还我青岛”、马克思……再过去,《求是》杂志社哨兵挺立、胡同一派人间、几户人家陷入纠纷,贴着“还我厨房”的白条。     

花钱买批评

1993年,中国的报业一下子活了起来。各报纷纷扩版,在版面上争奇斗艳,甚至频出“怪招儿”。今后若写中国新闻史,1993怕是绝对不能漏掉的。然而最奇的是《足球》报。1月7日,该报登了一则消息,要在京、沪、沈三地各聘一位审读员。任务是每月对该报的内容、形式提出综合意见。我是多年球迷,又办过几年报,头脑一热,便连夜写了七千余字,对该报提出批评。《足球》发行量达一百三十多万,据说读者来稿堆积如山,我与该报素不相识,这洋洋七千言,又全是批评,没一句好话,会有怎样的结果,心里完全没底。然而,仅三天后,该报总编辑严俊君先生突然在夜间近11点时分从广州打来长途。说他刚看完我的批评信,以为非常中肯,代表该报向我致谢!并且强调:“我们招聘审读员,目的就是花钱买批评。”     

“三产”:亦苦亦乐一条路——对“精神生产者”创收的采访札记(上)

一切仿佛都是顺理成章地发生的。当物质生产部门的改革为彻底打破“企业办社会”模式,竭尽全力“剥离”所有生活服务性“拖累”以使企业变得“纯粹”时,“精神生产”——科学、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诸事业单位在十数年的改革中却逆向走了一条全面力、“三产”的路——小单位少则几家公司几个“实体”,没办实体的也至少有几个创收项目,而有的较大的机构竟办出了几百家公司和实体。一点不夸张地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找不到一个依然存在却无创收行为的“精神生产者”了。这种“母生子”式地“生”出“三产”,不言自明地是要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精神生产者”,学会用自己的“肩”自己的“手”为国家分担“社会”责任——也就是养活他们自己。“圈”中有人士描述此种经历的感受时,几分无奈几分戏谑地说:“真有点儿‘养儿防老’的味道。”     

婚事奢办害处多

我国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农村青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量入为出,把人生道路上的结婚“大事”办得“红火”一些,适当购买一些生活用品,请亲朋好友欢聚一下,本无可非议。但近年来,农村婚事奢办之风越刮越猛,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还是点名批评好

现在很少听到点名批评了。“少数同志”成了被批评者的代名词。这种笼而统之的批评，实在达不到批评的效果。但有不少人却认为是领导注重工作艺术、讲究批评方法。对此，笔者不以为然。其一，从批评的目的来看，批评是为了纠正错误，不点名批评就成了“无的放矢”，大家都有被批评之嫌，但人人又都无关痛痒，更不见“个别同志”面红耳赤。这种“批评”实在算不上是讲究方法。其二，从批评者自身而言，不点名批评不是讲究批评方法的问题，而是别有它因。如老好人思想作祟，少数领导自身不过硬，怕“点名批评”祸及自身。毛泽东同志曾把批评当…     

“查处色情”为何等领导批示

近日,有媒体刊文,批评某市有些部门“该办的事要等领导批示才办”的工作作风。因为该市距公安局仅100米远的一条街道上,集中了20多家按摩店、洗头房,色情活动严重,群众很不满,在市委书记批示后,有关部门才“雷厉风行”地去清理查处。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部门存在眼睛朝上,看领导脸色行事的工作作风,直接影响着依法行政的效率,是到了该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你可知道这些部门为什么会有这等表现?有些部门对有些事之所以“领导说了就办,不说不办”,自有他的苦衷。有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的辖区内的一     

党内批评谨防"三炮"

现 在 ,一些基层党组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常有“三炮”现象 ,即“批评自己放空炮” ;“批评同级放哑炮” ;“批评上级放礼炮”。此种现象很值得一议。“批评自己放空炮” ,就是自我批评说大话 ,说空话。讲问题是“通用问题” ,摆表现是“共有表现”。比如 :“理论联系实际还有差距”、“世界观改造还不够刻苦”。再比如 ,“廉政的标准还不够高 ,下基层有接受超标准招待的现象”、“对不正之风抵制得还不够认真 ,也有为老领导老同事打过电话、递过条子的现象” ,等等。这等自我检查 ,往往是“你有我有全都有” ,作批评再多 ,也只能是形同…     

不伦不类的错误

我的同事采访来一则消息：南京栖霞区靖安镇的农民，前些时将辛辛苦苦种的 1600亩“红花”抛进了长江。 上年秋播时，镇政府看外地人种“红花”效益不错，便与安徽亳州的中药材商签了“订单”，垫上 10多万元买来种子“发”给农民们种。一时间，全镇开满了“红花”。但一年忙下来农民发现，两米高的“红花”只长刺不结果，一气之下，将长不成中药材的“红花”连根砍了，到江边打了“水漂”。 同事告诉我，这主要是因为该镇的领导当初“拿来”新品时，没考虑到该镇的土壤、气候是否适宜，又需要什么样的种植技术，“好心办了坏事”。这说的…     

大报告并非不可取

最近,连续听了几个报告,受益非浅。在场的听众也反映,近几年没有听到这样感人的报告了。感慨之余,不禁使我想起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把大报告视为光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假、大、空”式的说教;一些青工对大报告更是不感兴趣。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单位不敢组织报告会;一些政工干部也认     

余音

某地,一份农村的承包合同上,队干部赫然写道:“中央政策不变我不变;中央政策变了,我也要变”。无独有偶,另一份合同上,一位农民也写道:“再来运动我不负责,我也不退赔”。 初闻此事,觉得这种历史形成的恐惧心理颇可笑。但再一想,又觉得它实在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了发挥,从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迟缓的局面,预示着农村经济的振兴将更快到来。几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深得民心而又行之     

守贫与解困

关于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说法,早几年就如雷贯耳了。所谓“哲学的贫困”,其实也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如今历尽几载的周折,终于波及到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鄙薄。日前,偶遇一位老友,谈及我为《党政论坛》撰稿一事,甚为惊讶,直呼“这个刊物怎么现在还在办?”言下之意颇有不识时务的意味。     

丢“面子”与长“面子”

民主生活会上，一位同志针对领导的错误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会后这位领导不是认真反省思过，而是恼羞成怒：“这小子当着上级领导和这么多人的面揭我的短，丢我的‘面子’，以后也别怪我对他不讲情面”。类似这种要“面子”不要真理，要“面子”不要原则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何谓“面子”？“面子”即脸面、情面也、不愿丢“面子”，这本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应该怎样理解和看待“面子”。有了过错，是勇于认错，改过自新，还是文过饰非，死不认错？这不仅是怎样对待“面子”的问题，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素质高低和党性原则强…     

关于悲剧——

有作家在某研讨会上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停止思考,也不能停止争论.”对此,笔者非常赞同.所谓“争论”,就是批评,亦即不同思想观点之争鸣.争论或批评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不同营垒之间的争论或批评,也包括同一营垒之间的争论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