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看守人”的作用。金登采取“垃圾桶模式”对政策议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在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中,当政策之窗开启时,彼此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汇合,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下,一些政策问题被排上了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模糊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政策之窗的开启极具影响;而“软化”过程也是政策建议受到重视以前所必须的。     

论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的构建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应用,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网络舆论兴起并成为公民参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研究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的作用对于解析当前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具有普及性、即时性等特点,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政策议程的途径,对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政策终结的外部诱发因素

政策终结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议程的建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政策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政治价值的导向以及财政困难、政治价值的导向等政策系统内部的因素之外,政策系统外部的诸如政策促进者、社会舆论、政策监控、政策评估、触发机制等因素同样能够引发政策终结。显然,深刻把握政策终结的外部诱发因素,结合内部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政策终结议程的设立有显著意义。     

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四种典型途径

关于"政策议程如何设定"的已有研究侧重对议程设定影响因素的探讨,忽视了对"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依据驱动政策议程设定之核心元素的不同,笔者将政策议程设定的驱动分为权力、权利、媒介和事件等四种典型途径。在实践中,四种典型途径各有其内在的机理、优势和不足,为避免政策议程设定中的偏差和失误,特别需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层次,充分发挥媒介"意见市场"的功能,增强决策者对焦点事件的前瞻意识,以提升政策议程设定的质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分析

公共政策议程研究是西方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政策实践总结归纳出了政策议程的很多准入条件和模型。而中国学者在议程问题的研究上还处于萌芽阶段,基于本国实践的同类研究不仅数量稀少,而且解释的力度和系统性都欠缺。约翰·金顿（John·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协合型政策议程建构的话语民主分析

协合型政策议程作为体制内行为者通过"体制内协商"方式,持续吸纳公众利益诉求进而推动议题纳入政策过程的议程创建新类型,既是体制内外行为主体互相"借力"的过程,又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议程建构模式.立足话语理论确立的核心原则,协合型政策议程建构理应基于集体的反思理性和蕴涵着伙伴相依关系,但在多元行动者话语互动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行动者均具有同等的影响能力,而是存在着话语暴政.鉴于此,需要通过不断完善体制内外行为主体的对话结构、发挥体制外行为主体在议程建构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不断增强弱势群体的博弈能力等多元途径,来搭建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平台.最大限度地避免议程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操纵和垄断,最终实现我国协合型政策议程建构过程的优化.     

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政策空间

本文从政策空间的角度来审视政策议程的设定。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积极参与其中,由价值取向、路径依赖、范式及溢出效应等组成的闭区间。政策空间一方面制约、限定了政策议程的设定;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政策议程设定系统内,经过政策企业家的作为与不作为,政策议程又为政策空间的拓展、延伸、调适创造了条件。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

政策议程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理论范式较多地从即时的视阈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解释,而缺少历时向度的考察与对比研究,因而只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进行个案式的说明,而不能归纳和概括一个特定时期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也就难以从宏观层面对不同时期的议程建构模式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因此,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将个案式的解释模型上升为一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建活动进行动态化的梳理和比较,实现由单一向度的分析视角向"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方向转变。基于这一思考,以探究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情境转换"与"过程变迁"及其内在联系为主旨,以政策议程创建模式为分析单元,提出了体制-过程模型,并以此为工具,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种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特征、过程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探究我国三十年间政策议程创建模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体制-过程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验证。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政策学习视角下农村扶贫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研究

政策学习是由内生学习、社会学习和政治学习构成的复杂、多维和多层的结构体系,将其应用于分析农村扶贫政策的过程,可揭示出这一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内生学习确保了精准扶贫政策吸纳前两个阶段政策的有益经验,同时对其带来的不足和弊端进行矫正,使得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更加科学化;社会学习促使政策行动者对贫困问题的理解更加明晰、多维和深入,并通过学习机制反馈到扶贫政策的各个方面,促使政策内容、执行方式、资源供给、参与主体等方面发生重要变革,构成政策演变的核心;政治学习则聚焦农村扶贫政策释放的政治意涵、时代价值和责任认定,并伴随政党资源调动、监督考核和惩戒机制等过程,使政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外延持续扩大。总之,内生学习和社会学习使得扶贫政策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得以显著增强,而政治学习促进了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显著提升了扶贫政策的效能。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政策之窗”探析

约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指出,某类“政策之窗”的开启将为特定政策议程和政策方案的确立提供一个机会.因此,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高校改革方略,本文分析和考察了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并进一步探讨了既有助于解决相关问题又与政治需求相符的政策建议.即加快大学投融资机制改革,以推进多元主体办大学;通过理顺新形势下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与其他投资主体的关系、大学与老师的关系、大学与学生的关系以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对各类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有效分类和整合,从而通过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利益分流和增进开启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政策之窗.     

基于多主体的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是住房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反映"政府—市场—社会"等三方利益在住房领域的实现问题,它们在住房政策中各自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入分析不同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行为,有助于有效制定住房公共政策,切实防范或降低、治理住房政策风险。在明辨三大核心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等不同主体的住房政策心理与行为,并提出启示性思考。     

注意力竞争的生成与反思：论政策议程中的注意力生产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注意力决定了政策议程的开启,甚至等同于政策选择。当多元主体对政策系统同时施加影响争夺决策者的注意力时,就形成了注意力竞争的局面,政策议程设置就是竞争结果的体现。追溯历史可知,在现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政策过程中的注意力是受支配的,直到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快速扩散,注意力也高度分化且快速变化,更多的主题进入了政策议程。由于注意力竞争的现象出现,竞争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词,但是注意力竞争还不足以建构真实的政策问题,只有挖掘出注意力背后所体现的需求与意向,才能找准政策问题的实质,这时所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     

公共服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间互动机制——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如何使公共需求进入公共政策议程,中央政府部门如何调动地方积极性并促进地方的政策试验,如何在掌握公共资源的各职能部门间取得共识,这是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的三个关键问题。本文采用单案例追踪法,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管窥同类政策制定过程。不同类型的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制定过程;政策制定不同阶段中,涉及的政策主体不同;政策主体间选择不同的互动机制会影响政策制定的效果。而建立起党政之间、条块之间、条条之间有效的联系机制是当前中国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论新闻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媒体议程设置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之一,新闻媒体首先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同时也容易利用大众对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的信任搞虚假新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力不断增强。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政策议程的优化迫切并且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