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法律文献略论

敦煌文化是人类文化珍藏和世界文化艺术的瑰宝。敦煌法律文献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古时期我国法律文化传统的集中展示,是极其珍贵的法史资料,至今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仍有重大认识价值和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敦煌法律文献中的国家制定法、契约文书、婚姻家庭制度、经济商贸制度、诉讼法律制度作了一次试探性的整合和解读,以期揭示出敦煌法律文献对我国法律文化传承的贡献。     

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

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二者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等方面最为接近,是学缘最近的两个学科;二者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相同,文献最初流散的命运归宿相似.同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其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专门学问;二者作为代表性的版本形式和装帧形式明显不同,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对黑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其研究方法的成熟经验对提高黑城学的整体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郑振铎戏曲史著述的解读视角与建构态势

郑振铎是20世纪较早涉足古典戏曲研究的文学史家,尽管未曾撰写过专门的戏曲史著作,却是戏曲通史的初次审视者与总体链接者。他的戏曲史著述主要见诸《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这两部著作里,郑振铎对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以至衰落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观照和阐释,描述和勾勒了中国古代戏曲演变的基本轨迹与大致轮廓。郑振铎的戏曲史著述十分符合中国古代戏曲的实际创作历程,既有原创性,又有经典性,对推动和促进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戏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拓荒价值与非同寻常的垂范意义。     

“转型期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掠影

敦煌莫高窟是一处集建筑、绘画、雕塑三位于一体的世界艺术殿堂，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数以万计的古代献写本的发展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引起了国内外学的极大关注和广泛研究。     

敦煌写本《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研究——唐格的源流与递变新论

唐格的散佚,使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五件唐格显得弥足珍贵,其中惟一的刑事法律文献《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尤其值得关注。该文献不仅使我们得窥唐格之原貌,而且佐证了“格”在唐律中的位阶、性质和效力。通过对她的研究,既可明了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之变异,开掘法律史探析的深度,又可从法学的角度追溯唐格之来源,以阐明其流变,对中华法系史之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敦煌析产遗嘱文书探微——以族、宗族、家族、民族为视角的解构

对弥足珍贵的敦煌析产遗嘱文献超越浮泛的研究,以专题探微的方式代之以文化的释解,并从民族的视角进行深层追问,不但能使我们鉴别析产遗嘱与分家的不同,而且通过其中富含的文化因子再现中古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佐证中国古代具有私法意义的遗嘱继承,一窥隐于私契文书背后的民族特质、文化结构、混融的民间信仰与基于民族普遍性的共通原理。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误例浅析

原卷书手的讹误,部分写卷的漶漫残缺,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隔膜,加之校录的粗疏,是<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讹误满纸的主要原因.笔者通过对该卷中部分录文与敦煌写卷的重新核校,尝试对写卷及录文文字错误进行粗浅分析并加以初步归类.     

敦煌写本《S.1344开元户部格残卷》探微

对《开元户部格残卷》探幽析微,不仅能使我们对唐代户部格本身探骊得珠,而且在对其进行功能价值评说的基础上,一窥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为多视角的文化分析提供穿越时空的通道和开启多目的研究的可能,从而让我们明白法律的表象与本质、渊源与流变、历史的积淀和演续、前因和后果,以及纷繁交错的社会镜像给予的众多昭示。     

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田与营田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等地的官田有官员的俸禄田和以其收入支付官府日常开支的公廨田,这一做法应当是模仿了唐朝的职田、公廨田制度.敦煌寺户轮流到吐蕃官田耕作,被称为营田夫.吐蕃沙州政权对于营田的管理,除了营田官外,还由仓曹负责.敦煌藏文文书中的财物房有可能系吐蕃官府中的公廨机构.吐蕃统治结束后敦煌归义军政权可能设有公廨司,应当负责归义军政权官园、官田的经营.另外,仓曹以及营田官也应对官园、官田进行管理.     

德国军方与1890年对俄政策的转变

1890年俾斯麦辞去首相职务后,德国外交开辟了“新路线”,而对俄政策的转变是该政策的核心与标志。德国对俄政策从友好转向疏远,是与军方(主要是指陆军)长期的主张及其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军方认为两线作战不可避免,德国需要拉住奥匈而警惕和反对俄国。为达此目的,军方努力影响对俄政策。随着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军方的影响逐步增强,并且最终促成了政策的转变。     

The urban household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00–2000: Patterns of family formation in a turbulent century

Starting from census data on co-residence and household composition, the authors analyse principles of family organisation and family form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urba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article uses an adapted ver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households developed by Peter Laslett and Eugene Hammel to study variation in household structure for successive population censuses. Changes in this variation between cross-sections are explained with the help of additional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and are linked to the fundamental demographic, social and economic shifts which took place in Russian society in the cour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rticle finds a family system characterised by a tendency towards nuclear family formation, but incorporating a fairly stable element of household extension. Co-residence of three generations was both an answer to a perennial housing problem and offered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he sphere of childcare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Variation and fluctuation in household structure are found to be most pronounced during the turbulent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After a period of stability during the post-war decades of Soviet rule, post-Soviet transformations provoke new changes.     

部门联合立法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联合立法,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立法实践中的一种惯常立法形式,在实现法律、行政法规的精细化和可操作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与单个部门立法相比,部门联合立法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实现部门“条条”之间的立法权责整合、防止多部门职责交叉领域立法的碎片化和部门本位主义、提升部门立法的公正性与效率性、节约行政立法成本和减少部门立法冲突、为制定行政法规进行先行制度实验等诸多方面。在部门联合立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部门权限冲突与利益协调的难题。为推进部门联合立法的规范化治理,应当对部门联合立法的时机选择、事项范围、效力等级、立法主体关系以及备案审查等方面进行充分的制度分析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