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惩罚作为一个活动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之有不同的认识和定位。这就使惩罚表现出强烈的“不确定性”。我国理论界在此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观念体系，因而出现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偏差。需要对惩罚做一个系统的、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把握。     

十八大以来犯罪形势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考察——基于司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犯罪治理也迈入了崭新的时代。犯罪治理形势总体向好,犯罪内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宏观层面,犯罪现象整体呈现数量、质量“双降”的特点;中观层面,财产犯罪仍是主要的犯罪类型,但数量和占比出现下降趋势,侵犯公共法益犯罪突出,危害公共安全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占比较大;微观层面,刑事案件主要罪名的排行也有相应变化,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居于首位,财产犯罪中盗窃犯罪减少而诈骗犯罪增加。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整体向好,这既是加强社会治理的成果体现,也是工业化转型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标志。同时,犯罪的网络化、链条化、组织化特点显现,表明信息化对犯罪手段、形式、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犯罪形势的变化必然要求相应调整我国犯罪治理的战略战术,改进刑事政策,完善刑事立法。     

“重要性理论”之梳理与批判——基于德国公法学理论的检视

"法律保留"理论关乎民主和法治诉求的实现,随着宪政国家框架下对基本权利的认识,其转变为围绕基本权利保护而展开的权力正当性探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重要性理论"推进了一种围绕着基本权利保护但又与机构功能相符的权能分配的考量可能。但"重要性理论"的区分标准缺少清楚性和可预期性,这一致命的理论弱点,导致它最终成为了空白公式。"重要的"这个概念没能真正实现法教义学之目的,只能作为法律实践中有启发性的概念。     

犯罪与司法心理学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的取舍

犯罪与司法心理学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但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脱节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具体地阐述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犯罪与司法心理学基本问题与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应用来解决犯罪与司法心理学研究中割裂两种研究方法的困境.     

司法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基于哈贝马斯的研究

司法的合法性问题在于:一种法律的适用,如何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在论证,从而同时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当代西方的典型理论包括法律诠释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德沃金的整体性司法提出了更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其缺乏对话层面的考虑,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独白化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将商谈理论引入司法以解决司法判决的合法性问题,从而提出了商谈式司法的理念。就我国而言,与能动司法相比,商谈式司法具有更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我国刑事司法运行的宏观现状(1995-2005)——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刑事司法错误是衡量刑事司法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分析1995-2005年之间我国刑事案件的无罪判决率、一审上诉率、二审维持原判率、再审改判发回率等数据,可初步得出近期我国刑事司法呈现出"事实性错误的发生率趋低"、"法律性错误的发生率趋高"的统计结论."事实性错误的发生率趋低"的数据事实表明我国刑事司法的办案质量呈宏观趋好的态势,而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可能另有原因,对"法律性错误的发生率趋高"的错误理解或许正是重大原因之一.     

国家亲权理论与少年司法——以美国少年司法为中心的研究

国家亲权理论是英美法系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根基,它强调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积极保护责任,要求超越报应主义观念,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来处理少年罪错行为。国家亲权理论对于克服刑事古典学派的弊端,推动少年司法制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国家亲权理论在少年司法中的应用容易产生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如何缩小这种落差是英美国家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少年司法政策与国家亲权理论存在一定的类同之处,在今后的少年司法改革中应当注意吸收国家亲权理论与英美国家少年司法整合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论没收财产刑的改革与完善——以绵阳市最近三年司法统计数据为例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2009年审理的一审案件和二审案件的司法统计数据表明:没收财产刑配置于重罪,司法适用率也比较高;轻罪则很少适用没收财产刑.而较多地适用罚金刑;没收部分财产的比例高于没收全部财产的比例,主要集中的罪名在职务犯罪和毒品犯罪.没收财产刑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简单地以罚金刑的优势和"私权神圣"的意识形态来否定没收财产刑是不可取的.应当通过建立刑事被告人财产申报制度、明确没收部分财产数额的标准、建立刑事执行庭统一负责执行没收财产刑和特别没收、完善民事债权优先制度来改革与完善没收财产刑.     

论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司法认定路径——以2019年“两高”最新司法解释切入

2019年"两高"最新司法解释对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进行了规定,但是相关司法适用问题仍需明确。在刑法教义学上,"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买卖"属于交易性操纵行为,"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属于信息型操纵行为,二者对应的是《刑法》第182条规定的"连续交易操纵"之叙明条款以及"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兜底条款。司法适用时要考虑行为人究竟是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连续买卖影响证券交易价量,还是以信息为手段影响行为人决策,来判定相关行为的刑法规范适用;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中"信息优势"判断重点应在于对"利用"信息优势做出判断。实践中,行为人主要是通过虚假的热点题材等利好信息进行误导、对真实信息的发布节奏进行控制、对信息的发布内容进行控制这三种方式对信息优势进行不当利用;行为人操纵之主观故意可通过操纵行为、市场环境等客观证据进行刑事推定。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路径与方向——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观点综述

为加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前沿问题研究,推动司法改革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工作,针对司法改革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完善民事案件诉调对接与繁简分流机制、法官逐级遴选、法官绩效考核体系、在线诉讼规则等主题确定14个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     

一部司法改革方法论研究的力作——读杨润时主编《司法改革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司法改革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相关理论探索为司法改革实践提供了比较深入的理论论证。但总的来看,时下对司法改革的研究总体上还是以司法权的价值、功能、结构、制度等实然分析和应然构建为主,司法改革方法论则是相对薄弱的领域,真正关注司法改革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实为凤毛麟角。杨润时先生主编的《司法改革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理论与实践》),于2011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基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近年来持有型犯罪立法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而持有型犯罪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在司法上应限制持有型犯罪的适用。除非法持有枪支罪外,不应认为持有型犯罪的正当性根据(处罚根据)在于持有行为本身的抽象性危险,而应认为持有型犯罪属于一种立法推定性规范。处罚吸毒者持有、运输毒品的行为,系变相处罚吸毒行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简单地将持有型犯罪看作继续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外的持有型犯罪,持有期间的法律变更不具有溯及力,追诉期限应从持有之日而非结束持有状态之日起算。主动交代存在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生效后查明来源的,应当撤销原判决,以所查明的来源定罪处罚。     

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中国的财产犯罪——1978-2005年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国1978-2005年间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因素对财产犯罪的影响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全国、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财产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与财产犯罪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中国的财产犯罪还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而诸如人均GDP、城市化、福利开支等虽然对财产犯罪产生了影响,但都不显著。     

论流动人口犯罪的控制与预防——以2010年广州亚运会为视角

目前广州市流动人口比重高,防范外来人口犯罪是维护治安的重要手段。亚运会的举办势必将对广州的流动人口犯罪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和原因,结合北京奥运会的经验和教训及广州市已有的管理制度,就广州市对外来人口犯罪的控制和预防提出建议,以期为亚运会的顺利举办提供安全保障。     

控制跨国犯罪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评述

跨国犯罪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国际化进一步发展的 2 1世纪 ,能否有效控制跨国犯罪 ,直接关系到国际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 2 0 0 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适应国际社会控制跨国犯罪需要的产物 ,是国际社会以国际合作手段对付跨国犯罪挑战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也是现代国际法的重大发展。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双重影响展开并着重探讨2 0 0 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所构建的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及其对 2 1世纪国际法律秩序的影响     

期待可能性的逻辑含义与司法控制——一个新视角的理论尝试

准确把握期待可能性的科学含义,是以将其作为司法刑法学概念为前提的;否则,只会导致这一概念的滥用.期待可能性是指当行为人实施了具备构成要件(包括责任能力要素)该当性且违法的行为时,于责任性判断阶段所认定的在异常处境下实施该行为而确有责任能力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行为人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要对期待可能性判断进行必要的司法控制,应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制度性措施.     

谢觉哉保障人权的司法思想研究——以1959-1965年为重点考察期间

革命时期谢觉哉就对肆意践踏人权的极左暴行进行持续深刻反思,指出其“名为革命行动、实为封建暴行”.1959-1965年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期间,他执着坚守保障人权信念,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基本原理,提出“政治敌人也是人”、“社会主义时期法律不会消亡”、“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司法的根本任务”等论断,提倡依法司法和审判讲理,努力把急速群众化、政策化和情绪化的司法工作,扭向专业化、法律化、理性化方向,形成了以法律理性规制和融合政治激情来保障人权的司法思想,对当前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和发展人权事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模式的缺陷与重构——侦查权司法控制研究之二

同西方各国相比,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模式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不享有侦查权,侦查模式的职权色彩浓厚;二是侦查机关自行控制侦查程序,侦查模式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进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和侵权,本文提出了重构我国刑事侦查模式的思路：（一）适度集中侦查权,实行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领导与指挥;（二）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使侦查权受到有效制约;（三）进一步扩大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网络化治理研究述评——基于CSSCI(2001-2020)期刊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1-2020年间网络化治理研究领域的CSSCI期刊文献进行综合阐释,呈现了网络化治理研究的演进特征、核心议题与发展趋势.据此可将网络化治理研究分为理论编译引介期(2001-2008)与运用稳步拓展期(2009-2020),相应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于理论发展脉络和领域范围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