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道路初探(上)

<正>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近二十年来最能让法学家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但是,无论怎样,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仍显薄弱,法治国家问题的理论研究还需要完成一个从理想到科学、从价值到现实、从“法治之梦”到“法治之路”的飞跃过程。     

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反思性地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与杂多、表象与实质、诚信与虚构、理想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科学与人文这些相关的思想维度，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和设计中国的法治指数，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并理性而稳妥地在实践中推行法治指数。     

中国法治建构中的本土化与西方法文化之博弈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法治之路该走向何方,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法治本土化、法治西方化或现代化范式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了简单评价,从国家和公民个人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建构法治的路径。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未来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灯塔.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建设新型国际法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我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研究论要

从法治中国视阈下审视区域法治研究，区域法治在内涵上包括国际性区域法治、大中华范围内区域法治、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又可分为准区域法治、关联性区域法治和综合性区域法治。区域法治研究应该是区域法治建设的当然随行，并且区域法治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法治建设丰富法治中国建设内涵，只有在区域法治实践中才能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法治中国制度形态。区域法治建设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载体，是法治中国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而与此同时，法治中国建设又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方向性指引，并将区域法治经验和成果整合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中来。为此，需要法治中国视阈下推进区域法治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健全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应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必须多方面地营造区域开发和发展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环境、投资环境。     

论法治理念在法治和谐建设中的作用

当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胡锦涛总书记说：“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深刻指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性。罗干同志在中央政法委举办的社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适应新时期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是确保政法工作社会主义一向的客观需要，是解决执法工作现实问题、建设局高素质政法队伍的客观需要。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解读“高校法治”,保障高校和谐与稳定

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拉开了高教领域法治的序幕,依法治校的实践成如火如荼之势。为实现高校的和谐与稳定,"高校法治"提供了一种理论维度的反思,实现了现实问题的学术化。现行研究存在混淆"高校法治"与"依法治校"、高校法治万能论及价值立场的忽视三种理论误区。只有合理地解析高校法治的内涵才能正本清源、消除歧见,完善高校法治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法律发展理论的诞生,是文明社会法律发展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伟大革命。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阐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发展理论,坚持同中国具体法治国情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建构了既体现世界法治现代化一般定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法治现代化理论,深入研究了法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以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国情基础、推进方式、价值准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为马克思主义法律发展理论在21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量化法治中国实践研究

量化法治是指将社会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法学研究当中,用量化的数据来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法治化水平。量化法治不仅在法学研究方法上是一项重大创新,同时对法治的实践也有重要意义。量化法治这一课题在国内外都已经有过一些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国的量化法治虽有了一些尝试,但总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其中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总结和研究我国量化法治实践当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今后法治指标体系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

与法治的实践需求相呼应，人们的法治认识展现为正名法治、定义法治和量化法治三个主题环节，既共时共存，又陈陈相因、推演张开。其中，正名法治围绕着法律、法制和法治三个概念构成的思维链条展开，定义法治基于普世主义和国情主义两种对应的立场和思路进行，量化法治则是当下意图更加具体直接地连接法治实践的另辟蹊径的努力。总体说来，共和国的法治认识进程，已经使得法治作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完整展示开来；从结果看，完成了对法治的正当性正名，凸显了法治定义上的立场和观点分歧，开始了对法治实践的量化探索。     

法治信念的危机与法治论者的姿态——法治进入方法论时代的背景考察

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起步阶段就遇到一系列理论冲突与现实矛盾,这属于法治进程中正常现象。面对冲突的理论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人对法治的信念不能丢失。信念的丢失而引发法治的危机说法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从面死而生的角度看,这会使人们更加理性和正确地看待法治的进程。也许只有在法治论者的苦苦挣扎中,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法治的真谛。坚守法治信念是法律人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 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奋斗——在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在法治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创性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的“十一个坚持”之中。各级法学会和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集中力量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学习研究宣传工作,真正做到学深、悟透、笃行,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贯彻不断引向深入,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法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历程

1979年，以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启发下，中国法学界冲破了极左思想设置多年的禁区，首先提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张。在这以后20年间，中国法学界出于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探索、研究和宣传法治理论，掀起了三次法治讨论高潮，推动和促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一种理念和精神。     

让法治新疆的阳光普照天山南北

11月26日，自治区召开“法治新疆”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法治新疆”宣传教育活动。在今后一年左右时间里，自治区将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法治问题、全面推进法治新疆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各族干部群众关心的涉法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扎扎实实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推进法治城市建设

推进法治城市建设，需要加深对法治城市建设的一般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科学发展的要求贯彻到法治城市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必须确立工作的鲜明导向、现实任务、内在要求和载体平台，把握好法治城市建设的工作规律，推动法治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永葆活力。     

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我国正处于法治进路转型之中，亦即从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在这种转型中，必须对法治理论和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审慎的思考与辨识，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对法治的影响基础上，形成深化法治的主导思路，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某些偏失，避免局部性、阶段性的始乱终弃。     

拓展以民生为导向的法治新路径

民生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也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给予民生问题以重视、解决和保障，尤为必要和紧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都在传达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从深层次来看，这更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呼唤。因此，锁定民生这一主题，揭示“民生”、“民生法治”的本质内涵，探讨当下中国民生法治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彭中礼著的《法治发展论纲：民生法治发展模式建构研究》一书，正是在深刻洞悉我国民生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以及深人考量当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提炼出民生法治发展模式这一制度构想的。可以说，这一构想既是建基于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考量，又是对我国法治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为我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