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论争

二十一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此时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发扬。《历史研究》的创刊和三个历史研究所的建立,意味着历史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尤为重要的是,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毛泽东酷爱历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相关的史学论争中,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本文以毛泽东与此期的论争之关系为线索,探讨五六十年代史学论争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史学论争的时代色彩,并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与启示

五四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争,其争论之激烈,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这场论争虽然过去70年了,但反思这场论争,对当今的改革开放,对于今日我们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并非始自五四时期,其发端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当时,林则徐和魏源等,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改革主张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口号,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用西方文化来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旻宁、穆彰阿、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中共党内、中共同共产国际之间、中共同非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等就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阶段、重心等诸多问题发生了论争。论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共对国情的深入认识,成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日本学者围绕新中国成立之初过渡时期的论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日本的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围绕新中国成立之初过渡时期的论争也随即展开。他们论争的焦点始终是新中国国家权力的性质问题；论争的特点，一是开始时间早，二是从来中断，有时相当激烈，三是理论研究贯穿论争始终。一、论争伴随新中国的诞生开始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伊藤一彦在帕代中国研究指南》（1990年8月出规一书中记述了论争的起源。他指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性质，最初中国自己说是‘人民民主专政’，即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下的‘人民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下…     

建国以来关于历史创造者的三次论争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建国后史学界发生过三次论争。焦点是:剥削者、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参与了历史创造及其在创造中应占有的位置。第一次论争是60年代初,围绕“历史主义”展开的。论争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封建历史的创造者。1961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先后发表文章(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12、22;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61年9期》),指出在史学研究中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不是把历史事件和历     

建党初期党内诸问题的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通过对建党初期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前途、革命形式等重要问题的论争过程的研究,探讨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明确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以期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启示与借鉴。     

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论争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亦可称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或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一般说来大体会经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种循序演进的社会形态。这也是我国史学界的传统看法。可是,近几年,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因而引起了论争。争论的实质是:历史的发展是五种社会形态——更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的。现将论争作一简介,供教学参考。     

国共围绕《中国之命运》的论争

<正>国共论争是国共斗争的重要方式和表现形式之一。1943年3月,国民党通过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发起一波政治宣传攻势,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两党论争的大幕由此拉开。《中国之命运》出版1943年1月,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虽然范围仅限于英、美两国,但实际上宣告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对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而言,这无疑是值得宣扬的政绩。     

妇女职业角色冲突的历史回顾──关于“妇女回家”的三次论争

妇女职业角色冲突的历史回顾──关于“妇女回家”的三次论争臧健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关于“妇女回家”的论争，论争的直接焦点都是妇女就业与“妇女回家”问题，论争的参加者不仅有妇女界人士，也有各界知名人士和学者，并引起了舆论界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次原则论争

自1975至1978短短三年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搞“两个凡是”还是遵循实事求是、检验真理是以“凡是”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的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次原则论争。回顾这段历史，展现这三次原则论争的艰难历程，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对加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和邓小平理论的深刻理解，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对世纪，无疑…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再看九十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

对于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我国的研究人员经历了从主观认识到客观评析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可以发现，当初论争的双方都是基于自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梁启超、张东荪一方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进而要求先走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道路；陈独秀、李达等认为中国的贫乏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因而要求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更科学地看待这场论争，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启示。     

论李达在建党时期思想论争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共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中,李达除第一次论争时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后两次论争中,他均以主将的姿态一直站在理论斗争的前列,发挥了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方的杰出代表。他撰写了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论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他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普世价值存在性论争的逻辑起点

绝大多数论者在关于普世价值存在性的讨论时,忽视了论争的逻辑起点,即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观的界分,就是说他们往往把普世价值误解为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追求或者普世伦理,而这源于把价值误解为价值观。     

再评1920—1922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

1920年，张东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唯一病症是贫乏，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依靠绅商阶级发展实业而不要空谈社会主义云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其展开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论争的焦点是当时的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和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传统结论是：张东荪等人被驳倒了，马克思主义者胜利了。笔者认为双方各有可取之处与不足。     

近代中国思想家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论争

对农工商关系的论争,始于中国古代思想界的本末之辨。在古代思想家眼中,“本”是指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末”则是指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独立的工商业。从这种概念的界定上,已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患想家们对农工商关系的一般看法。尽管在古代“重本(农)抑末(工商)”思想主旋律中也有一些“反抑末”的不和谐声音出现,但终究未能突破封建经济思想的蕃篱。无论如何论争,都是以促进自然经济发展为基础     

社会伦理视野下的近代中国节育论争

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女权运动的兴起,加之国内出现"人口过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与实践,同时也引起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由于生育观、人口观、妇女观等不同,两者之间引发了有关节制生育的大论争.     

改革敏感领域的论争——关于公有制问题讨论的观点综述

改革敏感领域的论争———关于公有制问题讨论的观点综述高庆公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一直为经济学界关注的敏感区域。近来，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胆而激烈的论争，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     

两种生产理论的论争历史和述评

本文对思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在历史上引起的论争过程作了分析，指出两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     

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的基本论题

我国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论争,触及和揭示的深刻思想主题和历史主题,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围绕这样的深刻主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基本文化论题,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和理论.梳理这些基本文化论题,研究总结其是非得失,既是深化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需要,也是以史为鉴,正确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     

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论争与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探索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一直伴随着同各种极端思潮的论争,这些极端思潮有来自"左"的方面的,也有来自右的方面的.我们要认清各种极端错误思潮的危害,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