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以Y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政协云”微建议试点工作为考察对象

信息技术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工具。通过构建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论的解释框架,对Y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政协云"微建议试点工作进行系统考察和运行机制分析与研究发现:合法性机制、赋能机制和内驱机制是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在这三种机制下,技术应用的合法性、技术权限的可及性、技术认知的有用性与易用性分别从发生基础、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等三重维度,对人民政协能否运用技术介入社会治理、介入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产生直接影响。这为更加立体地认识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已有举措和潜在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即应进一步省思人民政协履职的技术限度,完善技术应用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增强人民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过程中的技术有效性。     

自组织调适视角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及其履责路径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由行政化职责同构迈向自组织均配调适责任的内在变迁规律。在自组织调适视阈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体系关涉内外联动、结构异质、竞合涨落与反馈调适四大核心要素，不同责任主体与自组织系统形成分异化、多角色、交互性关联机制，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体现在负熵渠道畅通、差序化协同、分异利益融汇与自洽循环调适等方面，即通过坚持平衡资源配置、开放兼容、监管强度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开放原则，优化其履责情境；通过形构不同角色差序化协同的治理模式，明晰其履责角色；通过坚持利益平衡分配原则、个体理性服从集体理性、分配程序公正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公共利益结构的优化路径，激发其履责动力；通过正负反馈链的交替循环和持续作用，提高其履责效能。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指标反应：基层干部指标治理的现实偏差与形成机理

文章从工具理性与主体的关系切入，关注到指标治理与基层干部之间存在张力的问题，并基于CAS理论发现：一是指标治理的逻辑机制在于通过指标生产机制和指标实现机制来实现以确定性回应不确定性的治理目标，这个过程能否有效实现主要依靠基层干部的主体适应性，而“指标反应”现象的出现正是基层干部主体适应性难以有效发挥的现实偏差结果；二是由于基层社会治理复杂系统出现主体聚集失灵、要素流动不畅、遵循线性治理逻辑和指标治理机制失当，导致基层干部的内部治理结构适应能力不够、外部治理需求回应能力不强、非线性环境适应能力不充分和治理结果多样性不充足，最终出现“指标反应”。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为当前指标治理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分析框架，这不仅是回应愈加复杂的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而且对于推动指标治理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差异化效能及其形塑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探索与制度创新，其在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效能。基于村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存在着三种实践路径：压力应对型党建、回应治理型党建与层级互动型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级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所规定。但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关键行动者的村支书，其基于不同政治性与治理性责任认知所采取的行为，仍旧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三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模式表明，走向高度统合的层级互动型党建是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在基层党建中，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注重弹性化嵌入，“统权上移+治权下移”权力配置模式有助于增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村支书要提高自身政治性责任认知与治理性责任认知统合度，实现党建与治理双向赋能。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老旧小区的情感治理：实践形态、应用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M社区三类治理场景的考察

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特征较为显著，甚至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类型。从M社区的治理实践来看，环境整治、物业管理、应急管理三类治理场景都凸显了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介入特征。情感介入之所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其功能，与社区党建引领和社区干部特质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混合型特征与独特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科层化、技术化的总体背景下，情感治理存在一定的应用限度，即制度化难题、可推广性有限以及情感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张力。鉴于此，要对社区情感治理进一步制度化，包括激活社区情感资源、构筑情感治理载体、培育情感治理主体、情感与技术的互构等，实现老旧小区情感治理的体制转型。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路径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定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体现，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底蕴，是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坚持党建引领的创新与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各地形成以机制创新、资源协同、技术融合、群众路线等内容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形态与基本经验。回应基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与民生需求，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等方面为重点，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效能。     

基层治理精细化的技术—价值逻辑及其互动

自"精细化治理"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便在全国各地有序开展,并取得诸多创新性成果。基层治理精细化依据的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及其互动,二者之间既具有促进性,也具有紧张性。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基层精细化治理具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优势,"信息精确、决策科学"的智慧化治理优势,"配置合理、节约资源"的专业化治理优势,并倒逼"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此同时,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也会影响信息技术作用的发挥,起到强化或削弱的效果。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需要妥善处理好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双向重塑关系,不断调适,促使其实现良性互动。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应急管理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对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治理能力的挑战。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基层社会组织因受其地位、职责、管理手段的影响。对资源掌握的能力有限且受到自身能力的局限，在参与应急管理中面临诸多困境。只有充分了解基层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困境，才能从根本上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加压式减负:基层减负难的一个解释性框架

基层减负是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对珠三角A镇的实地调研显示:基层减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基层工作人员的减负获得感仍然不强,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加班加点仍是常态,无效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加压式减负”的解释框架有助于理解基层负担“越减越负”的悖论:基层减负难,难在做形式主义减法的同时不断地做实质性职责扩张的加法,加压环境的刚性存在使基层处于一种任务超载而资源匮乏的境地,进而造成基层形式主义应对方式的蔓延。基层减负,不是要减少基层政府的工作量,而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优化纵向政府间权责资源配置,完善基层工作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基层更好地把工作重心落到为公众服务上来。     

关于遏制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的思考

基层公务员人才队伍作为基层政权的核心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历史使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作用。提高基层公务员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水平，不仅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一个地区和单位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总的来看，基层公务员队伍比较稳定，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薪酬福利与能力不匹配，考核晋升机制不科学，培训机制不完善，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