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当代中国法治生成模式探微

西方法治的生成主要有赖其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基础的同时同向务实;以法治生成所依凭的社会基础的来源不同,西方法治的生成模式分为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大类;当代中国在对法治生成模式进行选择时,应当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以人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实体价值的问题.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国家主义立场

选择走法治之路是共和国七十年来最重要的制度成就,而法治道路的构设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斟酌权衡。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需要运用强大的国家权力进行资源整合、社会动员,以实现国富民强。以国家为中心建构法治秩序是依法治国实践中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也是势所必然的选择,突出表现在立法和司法领域。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国家主义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对人类法治文明的贡献。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指出西方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并考察了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是当今法治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当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之路的现实选择

法治是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 ,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 ,法治还是一种治国的原则体系和制度体系。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法治的经济决定因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法治的政治基础 ,思想解放为中国法治奠定了精神基础。从现实性和必然性分析 ,中国的法治之路走的是一条以政府推进为主 ,结合社会演进的道路 ,传统社会的中国不能进于现代法治国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前提 ,必须大力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理论探索

围绕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这个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在我已有的成果中，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如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依法治政的宪政价值、中国特色宪政体制的构建等；中国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当代中国特色先进法律文化创建的路径：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在具体的法治实践方面，主要有如何完善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法律制度，如何完善地方立法机制，     

论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并立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对社会实行法律之治。法治不仅仅是国家法之治,同时也是民间法之治。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必须明确国家法与民间法间的基本关系,只有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现代化。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     

法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进行的一项活动。在中国,公民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在追求社会和谐成为社会共识、建设和谐社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情况下,公民教育愈发显示出其重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的素质与能力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法制·法治·和谐社会

民主法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一直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因此,要实现社会和谐,就要更大程度地实现法治.而法治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地完善法制实践,而且更关键的是要转变法治类型,由单一法治向混合型法治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制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     

浅论我国政治法治化简

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法治”进一步强调“依法治权”，即要求法律具有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态要从权力主导向宪法主导转变，强调政治的法律化和法治化，要用宪法规制国家权力，并努力使其超越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法律调节，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     

受教育作为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理论探讨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宪法中进行了规定，公民教育内含的意识形态选择和国家认同在公民个体来看并不是实现公民个体自由发展的最好方式，因而宪法规定的受教育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教育，在内容选择上意识形态控制的色彩不能太过浓厚，在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认同感时，将公民个体与国家作为彼此相关的共同体看待，公民应当保持自身的部分独立性，国家应尊重公民的自主精神。     

陌生自由人社会及其内卷化——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思考

建构成熟公民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就社会结构现状而言,中国仍然处于陌生自由人社会状态,突出表现为社会自组织孱弱、公民参与缺乏、精英特征明显、社会分化严重、公民文化缺失。且由于国家与市场等外在因素制约,陌生自由人社会内部结构不断复杂化,社会流动减缓,碎片化结构简单复制,社会分化与冲突加剧,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内卷化趋势,无法朝着成熟公民社会这一高级模式顺利转化。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依法治国的标志新探

上世纪末,随着法治国家的思想入宪,学界通说对依法治国的标志可以概括为立法上要求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执法上要有严格的执法制度,司法上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守法上要有健全的公民法治意识,但随着理论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作为法治标志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我们应从这些新的趋势中探求法治标志的新动态,以期完善法治标志的理论体系.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性建构模式

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社会建构起新型的现代性。十六大以后，我国形成了现代性建构的新模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价值追求，民主法治作为制度保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基本策略来构建新型的现代性，以求解决现代性危机。     

儒家和谐治理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从制度文明视角扬弃传统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与制度不同构、制度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重构现代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对战略策略作出理性化的选择,则是制度变革成败的关键。     

法律职业研究的理论背景

法律职业的兴起是法治深化的一个重要征象。对法律职业的研究必须置于法治研究的大背景下,否则很难认清法律职业的正确地位。法治的发展路径必然是精英治理与大众治理的结合。这是对法治中终极因素——人的因素的正确把握。法律职业、法治政府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制约与互动是法治建成和稳固所要求的权力格局。法治的历史已经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和图景:英国和美国代表着先发展国家的法治理路,而日本则是后起国家的法治典型。这些国家的法治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整个人类历史作为改造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方式的历史和竭力维持人类理想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