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目的多元与价值多元

本文旨在说明刑罚目的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预防犯罪”这一公认的目的之外 ,我们至少还应当加上“公平正义之实现”。我将说明 ,我们在评价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 ,通常不仅要评价该事情可能导致的后果 ,也还要评价这件事情本身是否是公平正义的。“刑罚”亦不例外。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价值多元论”推出“刑罚目的多元论”。然后我将说明 ,有些持刑罚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的一元论者 ,也试图对“公平正义”给出一个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说明。我将证明 ,这类一元论的说明并不恰当 ,因为“公平正义”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 ,不可能还原为功利主义的价值。     

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习得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大量描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视地理环境为影响民族精神、法律制度以及政治组织的直接原因,后人总结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是否真的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一切,还是说学界有所夸大?在引进地理环境决定论近百年之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否还有生命力,怎样才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

绝对化了的经济决定论是现行法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支点之一,它已广泛地渗透到各部门法学特别是立法学研究中,对各部门法学及立法实践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它不但是实现法理学的自我超越——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法理学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法理学转换的主要观念障碍,而且对整个中国法学现代化和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伟业绩极其有害。因此,全面评析法律经济决定论的成因及其利弊得失,走出认识误区就成了法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论刑事诉讼的多元治理范式

随着我国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功能的日益强化以及犯罪圈的不断扩张,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与被追诉人关系为主线、以惩罚犯罪为目的的刑事诉讼二元惩罚范式已经难以应对实体法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为了有效抑制刑法扩张,实现刑事司法的社会治理功能,刑事诉讼应从依赖国家专门机关自上而下对犯罪的打击和管控走向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刑事诉讼多元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出发,主张发挥国家专门机关对刑事诉讼的主导作用,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靠被追诉人、被害人、社会力量的多方参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实现对犯罪的修复与矫正。刑事诉讼多元治理范式在我国已经有相应的实践基础,但欲使其替代二元惩罚范式并充分发挥其犯罪治理作用,尚需进行一系列程序、制度和机制的调整。这具体包括拓宽程序出罪渠道、建立司法转处制度、打破诉讼期限的桎梏、完善权力约束机制以及确立重、轻罪案件的双轨制绩效考核机制等等。     

论法律多元观的兴起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断带来认识和知识的革新。在此背景下,法律多元的观念日益为法律社会学界所关注。本文对法律多元观的内涵、特点、争议作出探讨。     

走出决定论因果观的阴影

国家侵权赔偿因果关系的理解应当走出决定论因果观的阴影。哲学因果描述不仅有决定论描述,还有概率论描述。法律因果追问不是对客观、必然、本质联系的探索。国家怠于履行职责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打断决定论的强大心理惯性,向普通人的因果观念求解。     

论ODR平台的多元规制系统

在“互联网+”的浪潮中,传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不仅被嵌入互联网这一基因,而蜕化成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还被注入资本的血液,而成长为在线纠纷解决平台(ODR平台)。两类高度活跃的因素,让ODR平台在提供高效解纷服务的同时,也同时带来了新型的风险。本文笔者以ODR平台的上述两大类性质为基础,分析ODR平台二维度风险,并在此基础上主张构建一个多元规制系统,以实现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衡平论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要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就必须对不同的利益做出选择,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在分析刑事诉讼中各种利益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达成彼此间的平衡。     

论欧盟治理结构的多元牲

欧盟作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它的治理结构与其它一般国际组织不同,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欧盟的组织结构突破了其他国家组织机构安排的传统,将欧洲议会和审计院作为其主要机构,并且各主要机构的组成上也不相同.欧盟的权能由于涉及的领域不同,在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的配置上,各主要机关承担的职责各不相同,它们互相配合和监督.欧盟的立法决策程序,在第一支柱领域存在四种立法程序;在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领域主要有欧盟理事会进行立法,欧洲议会不进行实质上的参与.对于立法决策的执行和监督,欧盟主要依靠成员国的忠实履行,详尽的程序规定和对成员国缜密的监督制度来完成.     

论立法对基本权利的多元效应

要求立法者积极推动基本权利的实施,与禁止立法者侵害基本权利,本身并无矛盾,因为不同的立法对基本权利产生的效应本就不同。如果进行类型化描述,可将立法对于基本权利产生的效应区分为:塑造特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作用于基本权利的规定范围与保护范围之“中间地带”、具体化针对基本权利的给付义务、具体化针对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根据宪法的明文委托制定细则、纯粹干预或限制基本权利。依照针对基本权利产生的不同效应区分立法的类型,有助于为比例原则、传统的法解释规则、立法不作为等涉及立法之合宪性的判断话语寻找合理的栖身之所。     

论农村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大调解"制度的兴起,一方面的确能够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基层农村社会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及时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兴起的背后,实际上又折射出了整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治理逻辑.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机制

当前，虽不敢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后诉讼时代”，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合理性已被诸多学者反复论证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在此背景下，关于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建构、完善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热情不减的探讨课题。置身于纠纷解决途径匮乏的现实情境，此种关注实为必要。不过，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人们在倾心构筑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际，却忽视了纠纷解决需求者在面临具体纠纷时选择之迷茫，这种“多元性无知”无疑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行之羁绊。通过探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引导机制，指引当事人找到进入“某个恰当程序的大门”。     

论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多元利益由于诉讼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并且可以把它分为二个利益位阶。这两个利益位阶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永久性利益冲突和暂时性利益突上,对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平衡保护措施。而审判机关作为一个中立者,它的利益除公正、公平、效率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利益,因而它的中立性是刑事诉讼中的二个阶层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平衡保护的前提。     

论《水藻行》的多元突破

短篇小说《水藻行》作于1936年,是茅盾努力探索农民精神世界的力作,在题材、主题、艺术技巧诸方面都有新的突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水藻行》奇特的艺术风貌似乎一直未得到充分的肯定。笔者将它从茅盾短篇小说中抽出来进行分析,试图求得新的认识与理解,以就教于大方。     

论多元社会中立法的价值取向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在统一的中国将形成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多元化的新格局。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英国普通法色彩的香港法制、带有浓厚大陆法特征的澳门法制以及推行大陆法原则的台湾法制将共同存在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之中，从而给中国法律制度带来了“一国两制三法四域”①的新型法律格局。如何在立法活动中将不同特点的法律制度相互借鉴和吸取，促进整个国家法律的发展．是中国法学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拟在分析不同法律制度的主观法权观念和客观法律设置、比较社会适应力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今后立法…     

驳“赃款去向决定论”

在查处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赃款去向的交代多种多样。有的称,赃款用于“公务开销”、“业务往来”、“代垫业务费用”;有的说“赃款虽记在我的名下,但仍存在单位账上”;“赃款我没有占为己有,案发前就退清了”。也有的以赃款用到何处记不清楚,拒不交代赃款去向。归纳起来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赃款使用正当;二是赃款去向不予交代;三是赃款挥霍,无法找到佐证。对这三种类型交代,是否影响取得赃款前的行为的定性,司法界认识不一,争议很大。有的认为,赃款去向不影响对其以前行为的定性。有的认为,赃款去向决定其以前行为的性质,这就是所谓的…     

论多元共治的版权信用体系建设

我国现代化版权信用体系的建设应当坚持多元共治的理念。版权信用治理应当设定多维目标,关注多方面利益需求;版权信用治理的主体应当坚持多元化,在政府主导下广泛发挥各种力量的作用;版权信用治理的对象应当覆盖常见的多类失信行为,不能顾此失彼;多种机制应当在版权信用治理中交叉使用,并能够进行有效协同;版权信用治理的方法应当具有多样性,并基于失信行为的特点加以灵活运用。     

论多元文化背景下价值认同的路径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然而文化全球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并非一帆风顺地表现为文化融合。伴随9.11事件,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等局部动荡相继爆发,文化冲突引起了不同文化的国家、民族的高度重视。人们开始对文化这一软实力进行重新审视,并积极探索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进行文化整合。本文从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试图寻找一条多元文化中达到价值共识的路径,并论述中国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舞台上,如何正确处理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论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取向

伴随着20世纪历史的变动,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摄取侧重和价值取向,先后经历五四时代对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吸纳,1930至50年代前期对苏联革命文学、日丹诺夫主义的移植,50年代中期对"解冻"文学的译介及其后对"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自80年代中期起对"回归文学"的引进,90年代以来对俄罗斯文学的补充接受,以及对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当代文学的接纳.这一漫长的接受史程,既不断刷新着国人心目中俄罗斯文学的原有图像,也折射出接受者民族的历史传统、时代氛围、文化心理和现实需求,还透露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某些重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