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家行为体的沟通能力

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假定国家行为体是理性人或者社会人,其行为分别遵循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沟通能力的假定则力图融合两种行为逻辑,以更好地理解行为体的互动.由于理性主义所假定的无政府状态及其研究设计,行为体在互动中的沟通能力被忽略.带有结构偏向的建构主义研究忽视行为体的施动性,假定行为体的适当性逻辑,也回避了行为体的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回归研究视野将为国际合作研究开辟空间,也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丰富了建构主义互动论.     

建构主义理论的发育机理与逻辑展开——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述评

温特从社会文化视角开创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以社会结构为工具,强调观念分配,重视行为体的实践互动,关注国际体系文化的可变性与国际社会进化的可能性,其学术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研究框架,重新设定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话语。但是由于存在理论缺陷,它也受到了广泛质疑。     

个体主义、政治精英与国际关系

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人格化的视角观察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行为、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成为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现代意义上微观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注重个体的认知能力,强调政治领袖和决策精英的外交理念、才能、素质以及外交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应变能力在国际关系演变中的特殊作用.因此,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进一步理解政治精英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     

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借鉴其他学科而不断经历理论突破。由于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建构性等特点,它一直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要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建构主义等"后"理论针对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与语言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国际政治语言学可以围绕语言在学理和政策层面继续深入。学理研究主要包括围绕语言拓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域、话语理论与实践研究,语言、文化、思维与国家行为之关系研究等维度。政策研究主要包括语言战略与国家外语能力、话语建设、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研究等方面。国际政治语言学不仅会继续丰富国际关系领域的跨学科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为外交实践提供启示。     

中美关系的再审视

国际关系理论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演进经历了阶段性发展。中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读中美关系上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思路。现实主义注重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自由主义注重制度与合作,建构主义注重观念和认同。这些理论视角在两国关系的现实中有着各自的适用性。     

区域安全合作研究的建构主义范式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研究范式,建构主义为分析区域安全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建构主义包括国家利益论(国家身份理论)、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国际体系转换理论以及安全共同体理论,与此相对应,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区域安全合作问题也包括四个部分,即区域安全合作中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区域安全合作发生于其中的国际体系结构、区域安全集体认同的形成以及安全共同体理论对区域安全合作的解析。     

博弈论与语言游戏——国际关系研究中两种游戏理论之比较

博弈论和语言游戏是国际关系中两种主要的游戏研究方法。前者基于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解释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后者侧重于应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理解国际行为体在互动实践中通过语言建构的社会事实和意义,二者分别体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研究传统。文章对比分析了博弈论和语言游戏在游戏理念、理论基础以及应用视角等方面的差异,同时指出,二者对游戏类比方法的选择并非巧合,而是基于它们对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具有相互依存、遵循规则等游戏性的共同认识,这也为两种游戏研究方法提供了对话和互补的基础,二者的结合可以更好地探讨互动双方如何通过语言沟通获得共有知识、走出理性困惑的问题。     

国际组织与国际干涉行为

当前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对外干涉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些组织通过实施经济制裁、派遣民事警察乃至直接派遣军事力量对目标国实施干涉,帮助目标国恢复和平,进行国家建设。对国际组织的干涉行为进行理论探讨涉及国际法、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其所涵盖的内容则包括国际组织进行干涉的合法性和权威的来源、国际组织内部的运作机制以及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互动方式等等。除联合国外,以欧盟和非盟为代表的地区性组织在对外干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正在成为对外干涉和维和行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盟先后在马其顿、刚果和波黑等地开展军事行动,在波黑等地区开展非军事行动。非盟也在布隆迪、索马里和苏丹等地开展维和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当前政府间国际组织(包括全球和地区性组织)已经成为实施干涉行为的重要行为体,且具有国家行为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分析国际组织的干涉行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以来，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下，学者们主要从言语行为、规则、规范、话语以及表象力等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能够建构意义，产生话语，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和梳理，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该理论的研究范畴，更好地理解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人格化问题分析

为了解释和理解国家行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常常被比作“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都是通过将国家比拟为人从而得以建立的，比如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人”、理性主义的“理性人”、建构主义的“社会人”。主要国际关系理论均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将国家人格化了，并以此阐发各自的理论学说。国家人格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惯用工具。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而共同构造并认同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是一种集体知识,即共同观念。行为体可以用共同文化观念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欧洲文化认同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个理论的运用,并必然对国际体系和东亚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文化认同的建构及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

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使欧洲文化认同问题日益凸显。“文化欧洲”的提出使欧洲各国面临两难。同一文化渊源,同一宗教信仰,同一价值理念,充分证明了欧洲文明的同一性。但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文化特性的差异以及移民和东扩造成了欧洲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建构主义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两难给予突破。建构主义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而共同构造并认同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是一种集体知识,即共同观念。行为体可以用共同文化观念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欧洲文化认同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个理论的运用,并必然对国际体系和东亚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试论建构主义的结构观

建构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理论流派。它强调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 ,认为文化建构权力。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能动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观念结构建构能动者的身份 ,能动者的互动导致观念结构的形成。观念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能动者的互动可以改变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结构 ,它可以与三种不同的文化相兼容 :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尽管建构主义存在一些缺陷 ,但是它增进了人们对国家关系的认识和了解 ,扩展了国际关系的视野 ,应当引起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重视。     

葛兰西主义与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思想博大精深,许多受到马克思研究方法启发的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国际问题。本文所讨论的葛兰西主义和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尽管这两个国际关系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但根据它们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态度不同,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     

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研究评述

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国际体系研究来源于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的层次划分,这是在对决策分析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完成的。国际体系是在体系层面考察国际关系时提出的新概念,它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彼此进行互动的主要世界大国,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目前为止,国际体系研究的内容涉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进程等核心内容,各大主流理论流派都对此有不同的观察和论述。一方面,体系理论研究建立了空前简明的科学理论模型和整体主义的宏大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排斥单位要素的理论倾向。     

论建构主义对创建班级组织的新启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本次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理论之一,其主要理念就是教师需重视学生学习的"建构性"。为适应新课改需要,在建构主义影响下,需重新审视学校班级组织的相关问题,从而为学生的学习与活动创造良好的班级环境。     

The politics of discretion: 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al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Critical theory has a tradition of resisting the predomina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s the building-block for bureaucracy.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ttempt at such an approach i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developed by Jurgen Habermas. Adapting Habermas's theory to the realiti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welfare stat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urrent forms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are neither as rational nor as democratically legitimate as they could be. By relying on rules rather than on consensus, and by minim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ose affected by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reaucracy under the welfare state has resulted in a general loss of meaning with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a high degree of social alienation. By focusing on the potential of discretionary decision-making to foster a dialogue about the important judgments administrators make, it is possible to see the value of a critical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briefly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a critical theory framework to the question of discretion in the context of Canadian tax administration. Sommaire: Cet article explore la possibilité d'utiliser la théorie critique comme cadre d'analyse de l'administration publique. Traditionnellement, la théorie critique tend à résister l'utilisation de la rationalité instrumentale en tant que pierre angulaire de la bureaucratie. La version la plus sophistiquée d'une telle approche est la théorie de l'action communicative élaborée par Jurgen Habermas. En adaptant la théorie de Habermas aux réalités de l'administration publique au sein de l'État-providence, l'auteur soutient que les formes actuelles d'action administrative ne sont ni aussi rationnelles, ni aussi démocratiquement légitimes qu'elles pourraient l'être. En faisant appel aux règles plutôt qu'au consensus et en minimisant la participation de ceux qui sont touchés par l'action administrative, la bureaucratie, dans l'État-providence, a entraîné une perte généralisée de sens et d'orientation dans le secteur public, ainsi qu'un niveau élevé d'aliénation sociale. En mettant l'accent sur le potentiel qu'offre la prise de décisions discrétionnaires pour amorcer le dialogue au sujet des jugements importants pris par les administrateurs, on conçoit la valeur que revêt une approche critique envers les structures administratives. L'auteur conclut en explorant brièvement l'application du cadre de théorie critique à la question de la discrétion dans le contexte de l'administraiton fiscale au Canada.     

警务英语中跨文化交际探究

培养警察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警务英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警务英语交际广泛体现了语言的文化意蕴、语言使用的“得体性”以及因文化差异引起的理解障碍。在警务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语言教学具有实际意义,需要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

现代性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理性的危机,它表现为理性的分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旨在克服这一危机.由于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世界的合理性,他不得不把交往行动理论先验化、形式化和理想化.如果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交往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而只能是他的一种理论建构的话,那么他想证明的世界的合理性也只能存在于理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