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活动中存在的程序与实体问题分析

侦查活动监督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重要职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检察机关在行使起诉权参与诉讼活动时,对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法律监督职责．侦查活动监督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行使诉讼活动监督的职能之一．正确履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在实务工作中．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存在诸多顽症和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刍议民事再审申请的审查时限

民事再审申请的审查时限．是指自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的民事再审申请书之日起．至做出裁定中止执行原生效裁判或通知驳回再审申请之日止。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时间．据笔者认真查阅，迄今为止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未对人民法院审查民事再审申请的时限作过任何明文规定。“立法空白”致使我国民事案件审限制度和民事审判工作出现一系列问题。     

老阎谈公证证据（之十三）证明当事人合法资格的主要证据

第一节 证明当事人合法资格的主要证据 一、公证当事人资格证明的概念 根据《民法通则》、《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的有关规定．公证当事人的资格．是指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社会民事活动的机构属性的资格。公证当事人的资格证明是其参与公证活动．确认其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重要凭证。     

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

在现代社会,裁判请求权是一国国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司法制度的设计应当保障国民的裁判请求权,使得国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以后能够较为容易地诉诸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审判。在我国,虽然宪法并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司法制度就不需要以裁判请求权的实现作为司法理念,也不意味着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不需要以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基础法理。多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没有充分关注民事诉讼法和宪法的关系,没有将公民应有的裁判请求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保护作为构建民事诉讼法理论的指导原理,我国的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1]23号

为规范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刑事诉讼法具体操作过程中亟须明示的几个时限问题

笔者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现，一些诉讼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诉讼时限的规定或一些诉讼活动明确规定了时限，被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做了不正确的解释，于是出现了一些诉讼活动在时限的执行上出现了各地自行其是的情况。如恢复侦查的侦查时限是多少?退回侦查部门处理的案件的处理时限是多少?撤回起诉的案件处理时限如何计算等?为此笔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立案原意出发，对这些时限问题进行了思考。     

构建立体化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思考

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刑事诉讼监督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分别由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等部门具体实施。刑事诉讼监督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司法救济程序,     

“防患于未然”的警醒与探讨——兼论我国《刑法》第306条的存与废

近几年来,在我国《刑法》1997年修改之后,《刑法》第306条一直在法律界备受关注,尤其是律师界对此条规定意见颇多。在这几年中,给全国律师最大的震撼,奠过于2000年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张燕律师领衔、30多位人大代表签名的“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答复没有让张燕满意。2002年的五次会议上,张燕领衔的议案中又列出了“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的内容。同     

专家学者热议“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

2012年2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评估研讨会在海口成功举行。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二项的理解 浅析民事诉讼中“缺乏证据证明”与“主要证据不足”的区别

修订后的《民事讼诉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其中第二项列举的再审情况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此款是由原《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二款“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修改而来。修改后的条款虽然仅多了不到十个字，将“不足”这一数量名词修改为“缺乏证据证明”，这一表述不仅说明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明作用，而且更加明确了证据在诉讼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法律地位，体现了证据运用的司法水平。对此，笔者在具体的民事检察中体会有三。     

论及时获知裁决权于刑事诉讼之必要性——聂树斌案件的证明

及时获知裁决权,是指诉讼程序的参与主体及其他主体及时得到司法裁判结果的权利.对于程序参与者而言,他们参与诉讼程序的目的之一便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有利的裁决;而对于另外一些主体而言,他们与案件或者当事人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以上主体有权获知裁决而且这种获知不应受到不必要的拖延,因为及时获知意味着社会关系待定状态的缩短和及时救济.在死刑案件中,保障被害人亲属、辩护律师及时获知裁决的权利是司法人性化的要求,也是对死刑犯实现最后救济的保障.     

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证明标准”的理解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创新地对“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反映出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进步理念和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若干规定》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论证，以探讨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路径选择，以探讨其实践层面上的应对性，以期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进行理论与实践双重视     

《鹿特丹规则》的“单证托运人”之规定——兼与FOB卖方权益零保护观点之磋商

通过对几个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相关条款的理解,分析海上运输合同、买卖合同以及付款方式,进而指出在《鹿特丹规则》下FOB卖方的地位。与此同时,提出出口商应如何处理买卖合同与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如何处理提单签发问题,如何减少风险,维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