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法律思考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已十年,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的矫正工作都成绩卓然。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通过北京市的矫正工作,仍然看出我国的矫正工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之处。明晰不足,不断完善,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社区矫正制度是一项较好的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制度，有利于抑制未成年犯罪率的居高不下。我国引进该项制度的运作状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较多的问题，故有必要对其加以改进。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评析

英国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发源地之一,具有较为完备的社区矫正法律和制度。在其“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社区矫正措施,并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适用。英国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人道性、谦抑性、个别化和前瞻性的鲜明特点。我国应该借鉴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出台社区矫正法,细化社区矫正措施,建立社区矫正机关,创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犯罪人之社区矫正

内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本文在简要介绍有关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规定和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而提出构建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建议,指出应当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完善相配套的措施并贯彻落实,从而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帮助其更好的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之价值。     

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处在摸索阶段，许多制度尚未完善，本丈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从矫正执行主体、人员配备、矫正项目、立法等四个方面入手，探索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摸索阶段,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在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上还存在重大缺陷。本文从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三个角度尝试探索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     

行刑社会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与思考

行刑社会化是监管工作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依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在上海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在市监狱局指导下,对未成年犯以假释、试学、释前准假的形式开展社区矫正,改变了刑罚执行的单一形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社会形势和未成年犯结构的发展变化,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也是这样,应当高度关注未成年犯的需求和特征,重视不良群体对未成年犯的影响,重视矫正者的专业水平。重视家庭参与社区矫正,重视社区管理的工作水平,才能使社区矫正成为刑罚执行的有效形式。     

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增长,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然而,目前我国现行的刑法系统还不足以阻止这个问题的迅猛增长.目前,部分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社区性刑罚制度都具有监禁刑所不可比拟的优越处.根据实践研究表明,社区矫正制度实际上比监禁刑更适宜未成年人的社会改造.本文将从社区矫正含义、意义方面阐述.总结出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犯...     

浅谈社区矫正与未成年犯罪预防

未成年犯罪的原因特点、现有的法律规定、现行的政策制度都为未成年犯罪的社区矫正创建了基础。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项目较为单一,对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需要充实现有的矫正项目,优化应用于社区矫正的社会资源。     

试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体系之构建

未成年犯历来是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体系对于预防未成年犯的重新犯罪、实现对未成年犯的监管和矫治具有重要意义。     

青少年帮派犯罪之预防与矫正

青少年帮派是指由25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三人以上固定成员、有组织和活动规则的从事犯罪与非行的青少年犯罪团伙。青少年帮派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的有组织犯罪，其犯罪人具有特殊性，而且所谓的“帮派”也是与成人的犯罪组织有明显的区别。但是，青少年帮派也有可能为成人犯罪组织所利用甚至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有必要针对青少年帮派的特征和形成因素进行探讨，进而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矫正的措施。最终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社会互动理论视角下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社会互动理论着重从社会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中去理解个体的行为意义、行为选择、行为改变。该理论对构建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和服务体系有重要理论意义。意义建构、自我认定、角色创造、重整行动等概念可以衍化成为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组成内容。     

中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新发展——解读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方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法律的修改，扩大了司法机关扩大收办权益保护案件的范围。增强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规定，增强了未成年人保护社会责任，这是建立在未成年人是成长中的独立主体和未成年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也是吸纳我国理论研究和地方立法的原创性成果的体现。     

家庭团体会议对少年保护制度的影响

“家庭团体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e)是由遭受犯罪影响的主要人员参加的讨论如何处理犯罪人的会议。对家庭团体会议的认识,要对它的实际运作模式和设计的理想模型做基本区分。本文主要分析了家庭团体会议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即修复正义和程序正义,并以此为中心,探讨对少年保护制度产生的两大影响,一是国家权力、家庭自治权之间的平衡问题,二是发挥社区作用的问题。     

The Sexual Trafficking of Juveniles: A Theoretical Model

Research on the sexual trafficking of juveniles has increased. However, there has been no theoretical model developed incorporating variables into a systemic, interactive analysis of the issue. Utilizing Parsonian functionalism as its foundation, the authors developed such a model. The model is based on sociological, crimin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concept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in trafficking. Unique to this study,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adolescent brain and trafficker as psychopath as contextualized in the Stockholm syndrome. We offer 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model.     

关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几点思考

本文分析了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主张大陆方面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维护和促进来之不易的两岸和平发展势头。文章围绕“一个中国”这一核心原则,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名称、身份和可控性等重要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对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及其社区预防工作的实证分析

社区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结相关预防单元的重要单位。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作用愈加突出。因此,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区预防工作应该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注重“七化”建设,从而通过其自身所特有的机制来充分发挥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