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欺诈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提起诉讼的方式(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通过利用虚假的证据,促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或者裁定,破坏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即法院正常审判活动),而使自己或者他人获得财产或者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这类案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屡有发生。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可罚性,从实然的角度看,诉讼欺诈行为和诈骗罪之间存在包容关系,以诈骗罪论处该行为有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会造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击和破坏。但是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独特性,以诈骗罪论处不足以全面和准确评价之,因此,以诈骗罪论处诉讼欺诈行为是目前司法站在功利主义和社会本位立场上的无奈选择,是两害权衡取其轻的结果。最终还需要通过立法上的犯罪化来彻底解决。     

增设诉讼诈骗罪的立法构想——以诈骗罪的对比研究为视角

诉讼诈骗虽然与诈骗罪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是它们的区别更为明显.在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含义、欺诈行为的行为方式;对方的错误;交付行为;财产的交付与损害的发生上都与诈骗罪有很大差异.因此将诉讼诈骗行为认定其构成诈骗罪是不妥当的.诉讼诈骗行为的独特性和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要求立法作出相应独立的评价.     

诉讼欺诈定性之探讨

诉讼欺诈的案发率日益增高,但刑法理论界对该行为的定性尚存争议。认定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欠缺充足论据,而且该行为对诉讼制度的破坏更为直接更为严重,因而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应及时增设诉讼欺诈罪,配以适当法定刑,以更好的遏制该类犯罪。     

论诉讼欺诈之刑法调整

诉讼欺诈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以提供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或串通证人提供伪证的方法,使裁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使自己或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从对方得到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欺诈罪,而诈骗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妨害清算罪等现行罪名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惩诫措施等均不能对诉讼欺诈进行完全调整。我国刑法应增立诉讼欺诈罪,以保护裁判机关的正常裁判活动和他人的财物所有权或财产性利益。     

诉讼欺诈研究

诉讼欺诈是一种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虚假证据骗取法院的错误判决,从而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对诉讼欺诈不予调整,致使司法实践中诉讼欺诈现象严重。必须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犯罪,由公安机关运用刑事侦查手段打击诉讼欺诈行为,以保证正常的审判秩序和人民的财产安全。同时建议修改刑法典第305条,将伪证罪的主体扩大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欺诈在刑事司法上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再论诉讼诈骗的概念和性质

对于诉讼诈骗的概念,目前学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本文首先对诉讼诈骗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之上,对于诉讼诈骗的行为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诉讼诈骗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和要件,应当将其认定为诈骗罪。     

论我国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证券欺诈严重破坏市场正常秩序,然而行政监管并没有提供有效的约束。文章将对我国现有的证券欺诈诉讼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外经验,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完善我国证券欺诈诉讼制度。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

当前，虚假诉讼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虚假诉讼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意见不一，但无论是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还是妨害作证罪来处罚虚假诉讼行为，都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长远来看，我国应该通过立法将虚假诉讼行为犯罪化，明确设立虚假诉讼罪。     

论刑法中的欺诈破产罪

破产程序作为一种共同强制执行制度,确保众多债权人的财产性权益能够获得最大程度满足,破产人的隐匿、毁弃财产或脱产行为攻击众多债权人的财产利益和破产程序,造成的侵害极为广大,属于严重的经济财产类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明确规定了与破产法相衔接的欺诈破产罪,应当准确加以理解。     

期货欺诈行为立法比较

期货欺诈行为使投资者对期货市场丧失信心,使市场经济中公平、诚信的价值取向受到极大的破坏,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期货欺诈行为没有作出单独、详尽的规定。就目前期货欺诈行为的状况而言,对其采取相应的刑罚手段予以制裁刻不容缓。     

金融诈骗罪立法背景与原理论纲

金融风险的双刃性与必然性是金融诈骗罪刑事立法的金融背景;信用制度的缺位导致金融越轨和金融诈骗的弱道德约束性则是金融诈骗罪刑事立法的现实背景。刑法介入金融的必要性在于:社会制度化与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应对措施上,金融诈骗罪的法定刑设置有诸多缺憾,在构成要件上也有特殊性。     

金融诈骗罪的两个误区及立法构想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是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但它一般不会从案件事实中直接反映出来,实践中常难于把握。故建议增设与金融诈骗罪相对应、但不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刑罚较轻的新罪名。     

保险诈骗罪特殊主体立法模式的缺陷及重构

保险犯罪日趋频繁和复杂,保险诈骗完全可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以外的人或单位实施,现行刑法关于保险诈骗罪主体的规定范围过于狭窄,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会产生一系列弊端。应摒弃特殊主体的立法模式,确立一般主体的立法模式。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订之前 ,司法实践中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 ,都是以诈骗罪定罪处理的。刑法修订之后 ,利用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 ,则被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罪名 ,即合同诈编罪。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在《合同法》颁布前后 ,其内涵和处延并不完全相同。那么 ,认定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 ,是以刑法修订前所存在的《经济合同法》等的规定为依据 ,还是以刑法修订后所颁布的《合同法》的规定为根据 ,其范围到底应如何界分 ?目前 ,刑法理论上尚未明确决定。本文在区别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构成特征的基础上 ,着重对此进行了探索 ,同时也论述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法条竞合情况下的法律适用原则。     

公共财政立法研究

文章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为背景,结合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就公共财政的基本内容、公共财政的特点和职能、公共财政的法律特征和立法框架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的统一,只有把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不是将两者矛盾或对立起来,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再思考

本文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案件纳入同一诉讼轨道的这一特征 ,从其现行法律上的冲突、诉讼理论上的相悖、与国外趋势相背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并进而建议将刑、民诉讼严格分离 ,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增设民事诉讼欺诈罪的立法思考——从三株质量风波案谈起

诉讼欺诈行为与日俱增,已超越民事法律的范畴,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现行刑法却对此类行为的惩治处于缺位状态。诉讼欺诈行为与诈骗罪中普通诈骗行为有着质的区别,增设民事诉讼欺诈罪是刑法理性的选择,其不会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更不会对正当的诉权行使造成某种限制。     

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

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诈骗罪自古以来便存在,但直至今日我国刑法通说对于诈骗罪的理解仍有不明之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未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明确列出,但是却是诈骗罪中必不可少的主观要素构成要件;作为三角诈骗典型代表的诉讼诈骗行为只是诈骗罪的一种行为方式,应被认定为诈骗罪;对于电信诈骗,两高的司法解释明晰了其定罪量刑的依据,但在共犯认定问题上应以分赃时的具体情形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