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审执结合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措施 ——对邯郸地区执行工作的情况调查

当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任务越来越重,“执行难”问题日益突出,为进一步改进执行工作,摸索解决“执行骓”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对永年、磁县、魏县、临漳、肥乡、曲周、大名七县法院近年来执行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座谈、阅卷,发现当前执行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辩护律师阅卷的权利和义务

阅卷,即查阅案件的卷宗材料,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律师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进行辩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保证律师阅卷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司法解释,辩护律师阅卷的权利和义务有:第一,律师可以查阅除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记录以外的全部材料。第二,律师阅卷,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应当提供律师阅卷的场所。第三,律师可     

新《刑诉法》实施百日 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新《刑诉法》实施百日落实状况”研讨会暨《尚权刑事辩护指引》发布仪式

一部法律是否能够达到其立法时所设想的效果,关键要看落实。而法律颁布实施初期的执行情况,关系着该法将来的命运。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司法解释开始实施,3个月来,针对律师的服务诉讼保障发生了很大变化。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会见、阅卷等工作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还是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试论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阅卷权——以新《律师法》的不足为视角

在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上,新《律师法》仅完善了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规定,而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只字未提。在侦查阶段就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和诉讼效益的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侦查阶段赋予辩护律师有限的阅卷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中,可分别从阋卷的时间、阅卷的地点、阅卷的程序、阅卷的保障等方面加以构建,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关配套措施。     

湟中法院:“七点”妙招破解执行难题

在今年开展的"转变执行作风,规范执行行为"活动中,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根据历年来执行工作较为薄弱、群众多有意见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执行艺术,强化执行措施,将执行工作作为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采取"上截源头、下堵后路、内部挖潜、外部攻坚"的方法,狠促执行工作,努力打好执行工作翻身仗。结合工作实际,湟中法院创新执行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切实有效的执行工作新途径,大力推行"七点式"执行工作方法,有     

刑事诉讼律师阅卷权之缺陷与证据开示制度之构建

一、律师阅卷权之立法与司法现状在刑事诉讼立法及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应当赋予并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以利于审前证据信息的交流,是与设立刑事辩护制度特别是律师辩护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息息相关的,没有阅卷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辩护权。1996年刑诉法修正之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采取的是“案卷移送主义”,"!辩护律师可以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后,到人民法院查阅检察机关移送的全部案卷材料,虽然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较晚,但能够全面、系统的了解、掌握全部案情。修正后的刑诉法使得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大为提前,能够在侦查阶段会见犯…     

案件执行的宏观把握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人民法院的案件执行活动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尤其是经济领域出现的矛盾给执行员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促使各级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问题进行了艰难探索。把案件执行活动作为一个连接于案件审判工作的整体来认识,是最普遍、最通俗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使我们看到了法院判决书的权威性有赖于后续执行过程和结果的有力证明。可以说,这一认识,是摆正了案件执行工作应有的位置,指出了执行活动的根本意义。但是,随着执行活动的进一步展开,尤其是这次民事诉讼法对相关执行程序的修改,加深了我们对执行活动的宏观认识。比如以下五个方面是很明白的问题,但却有反复体会的必要,它会在不同的执行经验和逻辑规则的接引下表现出内涵的层次性。     

论辩护取证与侦查取证的关系

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构成了刑事调查的二元结构。在其相互制约中,可最大程度地接近案件事实。在研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与辩护律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探讨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利。律师还不能向警方申请阅卷,也不能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向其核实证据;但在会见中,他们拥有不被监听的特权。而且,辩护律师有以"见证人"身份监督强制取证措施的权利。在监督侦查活动中,他们可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一般是外部调查取证权。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具有权属不同、手段多少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等特点,其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法律制约与平衡。     

试论我国辩护律师阅卷权的立法完善

辩护律师阅卷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辩护律师阅卷权制度还很不完善。本文指出在保障辩护律师案件知悉权的模式上,与证据开示制度相比,辩护律师阅卷是可行的制度选择,我国辩护律师阅卷制度的完善应当赋予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享有阅卷权,扩大阅卷的范围,并建立相关的保障机制。     

律师能否以“主要证据复印件过于简略”为由，要求到检察机关阅卷

刑事案件起诉以后,检察机关将案件主要证据复印件、证人名单、证据目录移送到人民法院。那么,律师是否可以“检察机关提供的主要证据复印件过于简略”为由,到检察机关去要求阅卷呢?笔者认为:答案是不能。理由如下: 一、法律规定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阅卷权,但在每个阶段的阅卷权的外延各有不同。在案件侦查阶段律师没有阅卷权。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阶段,律师有阅卷权,但此阶段的阅卷权仅限于法律文书材料和技术性鉴定材料。检     

论被告人的阅卷权

新刑诉法首次授予辩护律师向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的权利。"有关证据"既包括律师自行调查得来的证据材料,也包括律师通过阅卷所掌握的控方证据。对于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律师的核实证据活动所获得的查阅控方证据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告人的阅卷权"。这一立法进展也打破了一项惯例,使得原来那种将阅卷权     

谈审查批捕阅卷笔录的制作与运用

审查批捕阅卷笔录是指检察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细则(试行)》(简称《刑检细则》,下同)的有关规定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时制作的阅卷笔录。实践证明,单纯的阅卷笔录并无多大用途,关于阅卷笔录的规定也不规范、不科学。第一审查批捕的阅卷笔录具有主观随     

律师履行职务中的保密问题

律师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加之国家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使得律师在其业务活动中，接触各种秘密的可能性很大，涉秘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因此，须强保密观点，增强深密意识，严格保密纪律显得极为重要。保守职务秘密对律师来讲，既是一条重要的纪律，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更是法律规定的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律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首先，必须保守国家机密和公安司法机密。为了保障律师工作的开展，使律师更好地履行其职务。国家法律赋予律师以广泛的调查权、阅卷权，与在押当事人通信和会见的权利等等。因而，律师在执行职…     

卷宗阅览与证据展示之选择——兼论辩护俸师阅卷权的完善

律师只有全面、详细地了解案情,才能更有效地履行辩护或代理的职责,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各国法律都规定律师有权查阅案卷材料。但我国有关律师的阅卷权的规定与国际准则中的规定尚有差距。尤其辩护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的阅卷问题尤为突出,律师在不了解案情的基础上,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辩护。一、辩护律师全面阅卷的必要性(一)阅卷权是律师有效辩护的基础阅卷权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充分的保障,如果限制律师甚至不让律师阅卷,那么“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阅卷权之所以重要一方面侦诉方收集的证据构成案件事实的主要的基础,另一方…     

案件管理部门对刑事诉讼阅卷权的保障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修改了阅卷权制度,从程序方面强化了对阅卷权的保障,但是阅卷权的享有主体是否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当中,阅卷权能否顺利行使,还涉及到阅卷主体的审查,阅卷时间、阅卷完整性的保障,以及需要同意才能阅卷情形的严格界定等问题.案件管理部门的职能之一即是保障阅卷权的行使,在出现上述问题时,应赋予案件管理部门督促权,进行检察机关内部横向监督,规范检察机关执法行为.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及相关的程序设计

本文以改革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程序为着力点,在对执行中存在的执行难和执行乱两大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确立以执行乱作为检察监督重点的前提下,提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遵循依法监督、事后监督、不干预法院正常执行活动、讲求效率等原则,明确了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民事执行裁判、执行实施行为、违法或不当行为以及对执行法官等进行全面监督的监督范围和对象,进而针对不同监督对象设计了抗诉和纠正意见两种基本的民事执行监督方式,最后提出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程序。     

中国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再解读 ——法院权能的视角

在法律治理化背景下,中国法院是国家能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自身权能的强弱。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根源在于法院权能不足,具体表现在资源汲取权能、组织协作权能、正当化权能和强制权能四个维度。集中清理活动中法院的自我政治化、行政化,模糊权力边界,扩大参与主体范围,以及执行方式的灵活性和执行目标的民生导向等,从不同层面补足了法院权能,促成执行联动的新格局。这种非常规的运动式执行活动暂时消解了执行难问题,却导致政治吸纳司法的非预期后果。执行难的最终化解依赖于常规执行中法院权能的补强,尤其是法院政治地位的提高,而非固守审执分离、司法独立、当事人主义执行模式等理论信条。要排除执行乱的话语干扰,厘清法院执行工作的责任边界,以实现民事执行工作的理性回归。     

论辩方对有利于被告人证据的阅卷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方阅卷范围的规定引发了关于控方是否有义务将其掌握的全部证据,尤其是有利于被告人证据提交给辩方问题的讨论。鉴于控方在证据获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从维持控辩平等、实现有效辩护、维系检察官客观义务、探求实体真实的角度出发,由辩方掌握全面阅卷权有其理论正当性,而不同法系国家中辩方从控方获取有利于被告人信息的比较法考察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目前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辩方这一阅卷权的实现,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侦查阶段律师的阅卷权探讨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尚未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但是从国际立法及其他国家的立法及实践看来,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的阅卷权规定尚存在一定的弊端,应当在立法上对其完善,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阅卷权,并对其设立法律保障机制。     

应当建立证据展示制度

证据展示制度,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和先悉权的刑事诉讼制度。《刑诉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虽然《刑诉法》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但由于审判方式的改革,司法人员总会将上述条款与《刑诉法》第回扣条的规定联系起来执行。也即是说,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喷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公诉机关移送至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辩护律师之所以遇到这种困境,就是因为我国尚未建立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