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要件的理论修正与司法检视

传统非法占有目的理论难以对集资诈骗罪中反复的"借款-还款"行为予以精准定性。"排除意思"既不是诈骗罪主观层面的要素,也无法适用于持续还本付息的集资诈骗行为。"利用意思"和"不法获利"不能用以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法发挥"非法占有目的"应有的罪名界分功能。非法占有目的并非集资诈骗罪的独立构成要件,以集资诈骗故意统摄本罪的主观要件并规范化解释为财产损害故意,能够完整地发挥定罪和罪名区分功能。以不具有债务履行能力和意愿推定财产损害故意,不仅符合理论逻辑,也能够通过司法实践的检验。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金融诈骗罪属于将结果作为目的的犯罪,其目的不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也不需要额外的证明;只要证明了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存在,就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此外,多数的金融诈骗罪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而非法定目的犯的概念也有予以承认的必要。但是,必须正视主观要素证明难的问题,坚持以法定目的犯为原则、以非法定目的犯为例外的方针。     

金融诈骗罪需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票据诈骗罪为视角

一、争论观点梳理在金融诈骗罪的七种具体犯罪中,除了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和贷款诈骗罪(刑法第193条)的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外,其他五种犯罪(刑法第194-198条)的条文中均无此种规定。笔者仅就票据诈骗犯罪目的方面的争论归纳。其意见众说纷纭,概括而言可以认为有否定说、肯定说、折衷解释说。否定说主张对票据诈骗犯罪不必以“非法占有目的”加以限制。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票据欺诈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票据欺诈行为,虽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但也严重危…     

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推定

司法实践中,“主观目的”的判定一直是目的犯认定的难点和疑点之一。目前对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引入刑事推定证明方法来破解诈骗案件中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难的问题,弥补我国相关案件认定方法的缺失,也能避免直接认定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使用刑事推定方法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明确案件所涵盖的基础事实以及刑事推定的步骤;检察机关还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以确保刑事推定结论的合理性。     

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根据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易导致客观归罪,所以,认定行为人这一主观心态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贷款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目前,贷款诈骗行为频繁发生,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所有权,破坏了稳定的金融秩序。在认定贷款诈骗罪的过程中,有一些疑难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尤其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关系到罪与非罪的原则问题。本文将从"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入手,分析"非法占有目的"对定罪的影响,最终指出准确并且及时判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必须考虑的几个要素。     

集资诈骗罪死刑的司法控制

在我国金融领域内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保留,存在广泛的争议。本文从集资诈骗罪死刑的保留质疑入手,分析集资诈骗罪在犯罪形态与死刑的限制、集资诈骗认定与死刑限制及此罪与彼罪的死刑限制。从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集资诈骗罪死刑予以限制的结论。     

从“吴英案”看集资诈骗罪之主观要件构成

由"吴英案"引发的集资诈骗罪罪刑认定问题,是日前法学界的热门问题之一。就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适用,无疑需要紧扣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文在讨论此要件内涵的基础上对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认定该要件展开了探究。尤其对"吴英案"中此要件认定的疑难点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本文认为,吴英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吴英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更罪不至死。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他人的集资款据为己有或使之归第三人所有的意图。在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集资的非法性不应局限于程序上的非法性,亦应包括实体上的非法性。除了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外,不论集资对象的范围是否特定,均属刑法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一、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界定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有别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虽然二者都包含着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使所有权人丧失对所有物的控制,并由行为人控制所有物的非法意     

浅论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

一、现行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金融诈骗罪的判断标准主要以结果作为判断标准，笔者将其称之为结果型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如下：     

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2009年3月11日,张某为了获得贷款,伪造了担保人陈某、赵某是教师身份的工作证明,编造西村乡中心幼儿园装修扩建的贷款事由,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渑池县支行（以下简称渑池邮政银行）签订一年期贷款合同,取得贷款10万元。张某将贷款用于归还个人债务。     

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析

[基本案情] （一）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男，系某公安局民警，因赌博欠下大量债务。为偿还欠债，王某某找到徐某（无业人员）借钱，徐某提出必须提供物品作抵押才能借钱。于是在2007年4月的一天，王某某在徐某的陪同下，来到XX婚庆礼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婚庆公司），王某某独自进入婚庆公司，以每日210元的价格租赁奇瑞牌轿车一辆，租期10日。协议签订后，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其产生时间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虽说对产生时间的认定问题属于事实范畴，但在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不同．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都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析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内心活动，如何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笔者结合办案实践谈些浅见，权作引玉之砖。     

金融诈骗罪犯罪目的判断标准的应用

在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时仅有判断标准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判断标准的应用问题。判断过程中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判断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之探析

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对合同诈骗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即以合同签订为参照点确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对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不具有决定意义．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也可以产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论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以孙某合同诈骗案为例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主要有"非法占有说"、"不法所有说"(排除权利人意思说)、"非法所有说"、"意图改变所有权说"、"非法获利说"等几种观点。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阐述了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的区别我国刑法把“非法占有”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主观目的,并不是简单地理解为该罪只对财产占有权进行了侵犯,而是应当理解为对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刑法理论中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是有区别的。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此时,行为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