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型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为消除持有型犯罪构成过于强化法益保护功能、削弱人权保障功能的潜在威胁 ,立法者应当慎重设置持有型犯罪构成 ,使持有型犯罪构成成为刑事立法的特例而非常例 ;应当反映持有型犯罪的特殊的不法、罪责内涵以及可罚性程度 ,考虑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推定可能出错的特点 ,对持有型犯罪规定与适用可以纠错与救济的刑罚     

司法技术与价值、理念——试论刑事推定在对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中的应用

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原因在于主观故意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不容易表现出来。现实中，对于主观故意认定的方法往往只限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突破。而毒品犯罪的隐匿性，即使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也往往以对于毒品不知情为辩解而逃避法律制裁。为了解决这一法律难题，司法解释及一些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过客观行为的证实来推定主观故意的存在。     

重返犯罪构成原点——以犯罪构成塑成刑事法学研究新范式

犯罪构成是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属性的刑事范畴,在刑事一体化理念被提出以实现刑事学科整合研究的背景下,应将传统的犯罪构成模型加以改进,确立犯罪构成的实践模式,作为刑事一体化理念的基础性实施机制,以突破当下刑事法在研究进路上的困境。     

“刑事政策”应当是什么？——刑事政策概念解析

自刑事政策概念提出以来,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五花八门、七说不一.或者分为狭义、广义说,或者试图在五花八门的刑事政策定义中提取"最大公约数",总之,是在抽离历史与文化因素、忽视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对刑事政策一词做纯粹的语义分析和诠释.从根本上说,上述方法是有所偏误的,它没能切重刑事政策定义之争的本质和要害.本文认为,必须结合刑事政策概念提出、演化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关于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去厘清刑事政策的本义.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刑事政策的定义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更为准确;刑事政策的定义之辩,本质上不是语词或表达技巧之辩,也不是一个已然的刑事政策究为何物之辩,而是我们应当坚持怎样的刑事政策观念之辩;狭义刑事政策与广义刑事政策之分,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无价值的;应当坚持科学的刑事政策观,这种科学的刑事政策观,与古典派的强调刑罚运用技巧和策略的刑事政策观大相径庭.     

最高检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评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作了规定,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刑事抗诉职责提供了基本指引。最高检发布的首批以刑事抗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把握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指导性案例中的“精准抗诉”突出地体现在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准确适用、对此罪与彼罪的准确界定、对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条件的准确理解以及对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的妥当处理等方面。指导性案例还展示了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补充侦查、全面论证抗诉意见、深挖关联案件、确立新的法律适用规则等成功经验以及通过能动履职延伸审判监督职能与效果的具体做法。     

浅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刑事案例的裁判摘要

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指导性案例可以通过详细的说理来具体适用法律,而裁判摘要无疑是指导性案例制度的重要一环和画龙点睛之作。但是,目前的裁判摘要的编写却具有种种的缺陷:裁判摘要不应该重复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该不结合案件的争议点;不应该重复罪名的概念;不应该忽视刑法理论。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裁判摘要的研究,提高编写水平,从而更好地构建指导性案例制度。     

商标犯罪刑事政策的法理分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本文参考目前的商标犯罪形势,借鉴法社会学研究范式,分别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含,目前商标犯罪的形势以及刑法中的商标犯罪规定为线索,旨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提出商标犯罪刑事政策及我国商标犯罪的立法完善。     

论刑事典型案例的指南作用

刑事典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搭建一个过渡桥梁,它在普遍的刑事规则与具体的个案相衔接的过程中,为检察官提供一种范例,为法律人详尽具体制定法框架下具体标准,指导检察官将普遍的刑事规则应用于具体的个案,既确保现有法律体系框架的相对稳定,又能达到完善的效果,既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又代表了中国司法和法制发展的方向.     

刑事审判实践中的犯罪构成

根据刑法学界的理论归纳,当今世界大体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犯罪构成体系,即：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英美法系中的＂犯罪本体要件一责任充足要件＂的双层次体系和以前苏联（现俄罗斯）为代表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四要件体系。20世纪50年代，我国从前苏联引...     

对犯罪本质的深层反思——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本文从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说",对阶级话语霸权之下的"社会危害性"的再认识,以及刑事和解——法益侵害的内在要求几方面对犯罪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     

毒物分析在侦查破案中的应用

毒物分析主要研究涉及法律问题的生物检材或其他检材中毒物的分离与鉴定,能查明中毒原因,澄清案件性质,在死因鉴定中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近年来,随着毒物检验鉴定技术的不断发展,毒物分析技术手段已在侦查破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报道了两起中毒死亡的案例,通过运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关键检材中分别检出特丁硫磷和一氧化碳目标物质,后结合现场勘查等材料成功侦破,还原了案件真实面目,突显了毒物分析技术在服务和支撑实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刑法第265条探究——兼论我国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

刑法第265条并非提醒和重申盗窃无体物的也可构成盗窃罪,而是确立了一种利益盗窃罪。这不仅在我国整个财产犯罪体系中属于一项突破性的规定,而且在大陆法系刑法中都是罕见的,体现了中国的立法特色。     

我国刑法中溯及力相关问题探论

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反映了现代刑法理念的要求和刑法价值观的内容,是罪刑法定的内容与精神的统一。当行为时法与裁判时法之间出现“中间法”时,应有条件地适用“看两头,弃中间”的规则。跨法犯的刑法适用应体现从轻精神,司法解释有关累犯跨法适用的规定值得商榷。     

析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动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是指一般的犯罪组织与社会规范背道而驰、恶性发展成黑社会组织的过程。犯罪组织成员欲获取更大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心理需求,转变为犯罪组织的意识,推动犯罪组织去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即推动了犯罪组织的黑社会化,这是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个体动力。犯罪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组织成员的需要,必然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从而推动犯罪组织的黑社会化,这是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组织动力。因此,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根本动因。     

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罪名的设定分析

我国《反垄断法》中尚没有真正意义上针对垄断行为本身的刑事责任条款,而基于国内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社会现实,以及国外纵向、横向经验的考察比较,在我国设定反垄断法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可行性、紧迫性日益凸显。在全面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当代世界复杂的竞争格局和严峻态势、充分考察我国当前需要控制垄断的具体领域与方向,根据现实需要在反垄断立法层面确定每一大类中的相关行为的罪名,同时要注意在框架上为进一步发展留出立法空间。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法律改革若干问题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该公约最为明确、集中、具体地规定了联合国刑班司法准则．我们有必要将我国的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对照．寻找差距．并提出改革、完善的具体措施。从而推动我国刑事法律向前发展。试就涉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方面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分析

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厚的价值底蕴.其哲学基础在于矛盾的特殊性,法理学根据在于矫正正义,诉讼法学根基为有罪必诉、有诉必审,刑法学价值在于一般预防,经济学价值则为诉讼效率.     

刑法的调整对象

刑法有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一直是国内外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我国刑法学界和法学界通说都认为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但是,如果刑法真的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的话,区别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依据主要在于调整手段的不同的话,那么,为什么调整同样的社会关系要用不同的调整手段呢?是否完全只能靠立法者来决定什么是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这样又怎么能够防止立法者可能产生的误差呢?因此,刑法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研究刑法的调整对象只能从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区别中来界定,而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区别就在于刑法调整的是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即刑法的调整对象是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移植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组成部分。然而,“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仍然以“融贯论”作为“真实”的标准,有未肃清的客观真实情结。融贯只是案件事实“真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在真理观和价值观方面大异其趣。我国证明标准应从“融贯论”标准向“真”之信念观、从价值中立向道德责任、从实证主义向社会构建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