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轻易放弃大目标——兼与李强同志商榷

坚定的信念是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如果说信念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对于政工干部来说,信念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必须坚定。道理很明显,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无非是要人们接受一种道理,而且对这种道理确信无疑,并用以规定自己的行为方向。如果政工干部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所宣传的道理将信将疑,那也就无法给人以坚定的信念,因而也就难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管理定义之我见——兼与马洪等同志商榷

什么叫管理?综合近几年国内公开出版的辞典和管理学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是《国民经济管理学》一书主张的“职能论”。认为,管理“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他们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对社会经济生活或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等一系列的组织和实施活动。”(《国民经济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1985年6月版,第10页)这与现在《辞海》的表述属同类。它强调了管理职能,把管理看做是管理者所进行的各种职能活动的总和。多年来,这种观点在我国管理学界最为流行。     

也谈企业党委的监督——兼与张万平、李树明同志商榷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这就为企业党委提出了转变领导职能的任务。一般说来,企业党委的保证作用比较好理解,也易于实行;而监督的内容、性质、特点及实现途径等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精神实质——兼与吴向东同志商榷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素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的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所强调的是集中;有的则认为列宁强调的是民主,因为列宁所说的集中是民主的集中。《理论探讨》1990年第5期发表的吴向东同志一文《试论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阶段特征》(以下简称吴文),则认为列宁在一定阶段强调集中,在另一阶段又强调民主,这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企业党组织监督权的思考——兼与李树明、雷高岭、刘玉辉同志商榷

《理论探讨》在1986年3期、1987年2期和1988年2期,先后发表了张万平、李树明、雷高岭和刘玉辉同志关于企业党组织监督权问题的文章,读后颇受启发。我们赞成张万平同志关于监督权的认识,不同意李树明、雷高岭和刘玉辉同志的观点。现将我们的浅见与李、雷、刘三同志商榷。     

政治心理与政治观念不能等同——与胡忠雄同志商榷

《理论探讨》1988年第2期发表胡忠雄同志《关于更新政治观念的思考》一文(下称胡文),读来颇有新意,针对性较强,对旧政治观念的来源、破立的主要内容以及新政治观念的形成条件作了论述,无疑对政治体制改革是有裨益的。但是,胡文对作为全文的基础概念——政治观念作了独特的表述,而又没有进行科学的论证,这是我不敢苟     

商品交换原则与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

商品交换原则与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邹健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并强调：“严格防止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应该说，这个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份，...     

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兼与邹东涛、崔全宏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大起火落?除客观上的原因外,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是基本原因。党的十三屉七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的方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根据的。坚持贯彻这一方针,对于防止和克服我国经济建设的偏差和经济理论的失误,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有小企业 改革大问题——兼与李新中同志商榷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这既是对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由于国有小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对其如何放开放活,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小企业确实不是小问题。     

道德、历史、商品经济——与何中华同志商榷

如何看待因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负效应,成了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悲观者有之,乐观者亦有之;困惑忧虑者有之,拍手叫好者亦有之。何中华同志的文章《论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地位转换》(载《光明日报》1988年10月3日,以下简称何文)可谓是乐观派的代表作。因为作者从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了当前经济行为中负效应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说“商品经济在道德上产生负效应,是历史发展的必要环     

技术商品价值量及其价格确定之我见——兼与果增明、张建民同志商榷

一般商品的价值量及其价格的确定问题,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已阐述清楚。但社会主义条件下,技术商品的价值量和价格如何确定,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我对“对象”的认识——兼与秦岭、恽重两同志商榷

读秦岭同志的《区别开两个“对象”》和恽重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见本刊1992年第6期,以下简称“秦文”和“恽文”),颇受启发,不过,对于两文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秦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恽文则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此外,还有人把人的思想、心理、行为看     

民族地区青少年信教现状及趋势——兼与谭刚强同志商榷

谭刚强同志在《青年研究》(1987年第10期)上撰文,谈他对民族地区青少年信教问题的思考,我阅后颇受启发,但又感到谭文对此尚未谈透,个别看法也还可商榷,故不辞浅陋,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近十年藏传佛教发展的主要轨迹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文革”期间严遭禁止的藏传佛教重新有了合法的地位。近10年藏传佛教不断发展,经历了“突发的热潮——缓慢的消退——平稳的发展”的几个演变阶段。从时间上看,近10年可以划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     

政治文化——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兼与朱日耀同志商榷

深入开展政治文化的研究,对于我国目前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有极重要的意义。可是,学术界对这一点论述尚显不足,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政治文化的确切涵义到底该怎样理解,本文试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发表的朱日耀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一文,给我们很大启迪。比如他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心理三者关系的论述,指出,社会政治心理是政治思想得以植根的土壤;政治思想是社会政治心理的结晶;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作用整个社会的桥梁等,这些精辟论述是十分正确的。可     

也谈“左”和右的问题——兼与高慧军、齐峰、韦祖松同志商榷

近日拜读了《理论探讨》1993年第1期中高慧军、齐峰的《重谈“左”和右的问题》和《党史文汇》1993年第1期中韦祖松的《“左”的几种政治涵义》。这两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深度,催人思考,给人启迪。但我对这两篇文章中的部分观点有不同看法,故写此文,与高慧军、齐峰及韦祖松同志商榷,并就教于理论界的同志。     

试析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兼与胡伟同志商榷

经验性的合法性理论只强调政治秩序是否获得大众的赞同，而不管这种赞同的价值根据所在；规范性的合法性理论则强调政治秩序合乎价值规范，而不管其是否获得大众的赞同。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强调的是在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对政治秩序的赞同，胡伟同志将其视为规范性的合法性理论的代表的观点是不妥的。事实上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重视价值的传统，又修正其排斥实证经验的观点，将价值和经验在合法性理论中统一起来     

黑格尔系统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兼与李德恩同志商榷

李德恩同志在《黑格尔并没有提出否定之否定规律——重新认识黑格尔哲学的三段式方法》(载《理论探讨》1986年第五期)一文中指出:“黑格尔哲学的三段式方法并不是对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猜测”,“必须把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清理出来,从而彻底清除对黑格尔哲学方法的长期误解。”我们不能同意李德恩同志的观点。我们认为,黑格尔不是猜测而是第一次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自觉、系统地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简单回顾一下欧洲哲学史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兼与谢志强等同志商榷

《理论前沿》杂志1998年第二期刊载了谢志强同志撰写的《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阶层状况透析》一文(以下简称《透析》),1998年第三期又刊载了中央党校课题组同志撰写的《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以下简称《分析》)。这两篇文章共同探讨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即中国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现实状况。客观如实地反映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正确、合理地划分社会现实存在的阶级、阶层,分析、预测不同阶级、阶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党制定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基础,也是形成正确政策的依据。     

论社会主体与群体主体──兼与王南湜同志商榷

论社会主体与群体主体──兼与王南湜同志商榷刘守和主体是以一定的客观存在为对象，主动发动并正在对客观对象进行认识和实践者。主体的存在形态有三种，即个人主体、群体主体的社会主体。这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由于对象和活动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与这...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与黄金华、漆良燕同志商榷

黄金华、漆良燕两同志在《理论探讨》1988年第5期发表题为《也谈“五四”运动领导者及性质》(以下简称《性质》)一文认为:“五四运动自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上述两同志在科学上勇于探索、勤于开拓的精神,颇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但对文中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