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公民科学：风险社会下知识专家与民主治理关系的重构

科技社会对民主治理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而风险社会也使得专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处理民主治理和科学治理之间的紧张性关系，关系到民主能否在风险社会得到拯救和复兴。公民科学这一理念的引入把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的社会文化理性等带到公共决策中来，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民主治理与科学治理的关系。     

邻避设施社会风险演化及应对——基于网络分析视角

邻避设施规划建设引发的社会风险会对项目建设、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运用网络分析法,以50例邻避事件为研究对象,总结出51个社会风险因子,构建邻避设施社会风险演化的网络模型,探讨网络的结构特征和风险防控策略选择。结果表明,邻避设施社会风险演化呈网络化模式,风险网络中存在关键风险节点以及与民众风险感知密切相关的风险簇,针对关键风险和传导型风险的防控策略能够快速瓦解风险网络和阻断风险演化。将邻避风险链拓展为社会风险网络,发现了传导型风险和部分关键风险因素在风险演化耦合中的重要作用,公共项目建设运营应重视公众感知风险和程序规范性等风险点,提升社会风险治理效率。     

风险社会视域下数字治理的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化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强大力量。在风险社会视角下,数字治理能够改进科层化治理体系不足,重构风险治理空间边界,整合风险治理资源,对于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化、风险治理精准化、风险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治理也面临着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权力垄断、伦理风险等问题,数字治理给风险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对此,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数字治理路径,完善法律法规和伦理制度建设,促进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融合,通过多元治理主体协作共治,规范数字权力运行,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论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变革

人类正处在风险社会中,这是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在风险社会中去谋求社会治理的变革应当拥有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视野,也就是说,需要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结构进行全面反思。一方面,通过政府及其治理的变革去应对当下的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其中,首先突出的是合作的理念和行动。但是,由于受到工业社会的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需要合作应对风险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却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沿用旧的方式去处理国际关系和应对危机,这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风险刑法的批评与反思

伴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但建立在错误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的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与"危险"。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刑法是无法化解的。虽然刑法对于预防和降低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下,"风险"的化解更需整个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的理性配置,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仍应坚持谦抑性。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一个时代的课题——基于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从风险的概念、社会的变迁、风险的分类、理性的竞合、政治的开放等方面阐述工业社会晚期的结构危机与治理方式。然而由于客观现实与风险社会的差距使我们不得不转而面对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这个研究领域。在工业社会中应急管理的研究禁锢于现实主义的框架之中，无法超越工业社会本身的种种限制，而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     

风险分配：理解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的新视角

建立以个体为中心的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体系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关键路径。风险分配为理解面向个体的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分配是居于城市的个体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与空间结构运作下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事件的突发可能性与潜在危害性的程度,具有自然性的均等分配、社会性的差异分配和个体性的独立分配三重特性。城市自然灾害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形塑了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分配从天然分配、累加分配到消减分配的时间过程,每一过程阶段的分配受到城市、社区、家庭与个体四个圈层的空间结构影响。基于风险分配视角,当前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呈现出“倒金字塔”治理结构,且“中端挤压式”的治理过程缩减了风险分配的周期过程,因此个体的风险分配应作为优化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策略的重要参考。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公共危机的路径创新——基于网络治理理论

风险社会背景下,合作共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公共危机有效应对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一案三制"的公共危机应急模式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尚未形成制度性的规范,以致合作治理的目标与实际过程严重脱节。网络治理理论的引入,将潜在的外部资源与社会网络纳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范畴,试从优化合作网络结构、完善合作运作体系两方面提升合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