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中亚各国独立以来,整个地区因面临各种"新挑战",如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和武器非法交易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从历史发展、地缘政治状况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看,中亚地区所处安全环境非常脆弱且极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中亚国家在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合流的情况下,纷纷制定了相关的国内反恐政策,同时也加入到了地区和全球性反恐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非洲海盗问题与国际反海盗合作

近些年,非洲海盗活动猖獗,不断增多的海盗袭击活动不仅干扰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而且对全球能源安全与国际贸易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了应对非洲海盗威胁,非洲有关国家、次地区组织等做出了艰苦努力,联合国、国际海事机构及主要大国也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是成效并不理想。在反海盗问题上,外部举措和援助必须符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才是有效选择。     

中国打击海盗的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打击海盗分为“反走私时期”、“反恐怖时期”、“护航时期”,随着海盗问题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影响程度的提高,中国加大了打击海盗的力度。中国打击海盗还存在执法机构缺乏协调、海军的远洋投放能力与后勤保障、打击海盗国际合作等问题。     

近十年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对策研究

近十年日本商船受到海盗威胁比较严重,因此日本高度重视防范和打击海盗问题,建立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并派军舰参加了在索马里和亚丁湾海域的护航行动。日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维护海运安全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日本是受《和平宪法》约束的"非正常国家",其热衷打海盗的背后还有着更加深远的战略目的,需要加以警惕。     

国际法视野下的南海海盗治理与合作

日益猖獗的南海海盗对南海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国际法对海盗治理形成了一些规范,但这些国际法的规范有的不具法律拘束力,有的规定得过于原则不够具体,有的目前不能适用于南海。而南海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南海的航行安全关乎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中国应当在南海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海盗治理问题上,应采取"搁置争议、加强合作"方略。具体应遵从四个步骤:完善国内的刑事立法;积极开展海盗治理、保障南海航行安全的双边合作;推动南海反海盗合作新的多边协议的达成;积极参加国际上打击南海海盗犯罪的联合行动。     

《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地区合作协定》评价

2006年9月4日,正式生效的《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地区合作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将对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和打击海盗与武装抢劫船舶活动造成重要影响。对于同样是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来说,国内学界未对《协定》进行专门分析与论述。本文就《协定》产生的背景、《协定》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海盗行为”与“武装抢劫船舶”定义之异同、缔约国在《协定》中享受的权利与义务、《协定》的意义与特点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冷战后日本主导马六甲海峡反海盗安全合作机制研究

在马六甲反海盗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的过程中,日本为马六甲反海盗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援助和防卫援助,这些援助行动除了维护其＂综合安全＂外,还体现了其＂国际贡献＂、＂政治大国化＂与加强海上力量的诉求。日本主导这一机制除了有经济利益的考虑外还受日本社会总体右倾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对美国冷战后的全球战略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的反恐行动以及中国崛起的回应。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世界海盗活动状况与国际反海盗机制建设

海盗活动的兴衰,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东南亚海域和北非海域一向是海盗活动的热点地区,2007年以来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异常猖獗,成为影响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虽然已经建立起一系列国际反海盗机制,但未能有效遏制海盗活动的蔓延.为了有效打击海盗活动,世界各国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治标与治本并重.     

泛北部湾合作与区域安全：关注南海

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理论以及实际的对外政策制定中，国家安全总是关键的考量之一。区域安全和国际经济合作，看似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然而它们之间关系密不可分。一般而言，虽然安全问题不是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唯一变量，但区域安全与稳定、领土主权问题的合理解决总是有益于区域间的国家发展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正如“相互依存”理论所认为，     

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

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马六甲海峡与南海航道安全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之一,其安全的主要问题是海盗的袭击。在反海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问题成为确保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关键。美、日、印度三国以反海盗袭击和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在南海海域加强军事合作,其真正目的据说是牵制中国,这无疑增加了南海航道的不安全因素。     

南海航行安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南海航行安全对亚太经济和与亚太经济联系密切的世界其它各地的经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由于南海地区的海盗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政治状况有直接联系,并且受到美、日、印等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的影响,国际间打击海盗的合作和推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机制的建立成为当务之急。     

南海地缘政治特征及中国南海地缘战略

本文结合当前南海形势和中国国情,对南海地缘政治特点、南海地缘战略价值和我国南海地缘战略等方面作分析研究。     

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

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马来西亚南海安全政策初探

南海分布着马来西亚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海域,是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践在南海地区“维护海洋环境的稳定,不受限制地开发海洋资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战略构想,马来西亚通过建立和发展自主的国防力量,与区域内外国家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以增强在南海的防御能力,并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对南沙部分岛礁的占领,实现其在南海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马来西亚将南海视为其海洋利益拓展的前沿阵地,在南海问题趋于复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创造对己有利的海上安全环境。     

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

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菲律宾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分歧及成因

菲律宾国内各政治集团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国家本位意识和立场,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有:坚持菲律宾所占据的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来解决南海争端;坚持南海仲裁“裁决”,等等。而硬实力的不足、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克制与和平立场以及菲律宾民情等因素导致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共识。除了对策略手段运用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分歧,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菲美同盟及菲美双边军事协议存在着认同与强烈反对的不同声音,其深层原因来自于要求独立自主的反美民族主义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矛盾。菲律宾后续仍可能试图以南海“仲裁”结果对中国进行“软”抗争;菲美军事安全合作仍有强化的可能;中菲南海双边谈判以及共同开发协议有可能会随着菲律宾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受到影响,存在较大变数。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