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应当说明判决理由

判决理由是法官判决的依据,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正义是判决理由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官说明判决理由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保障其权力公开、遏制司法腐败、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论判决推理的法学内涵

判决推理不单指从前提(即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到结论的推导过程,而是法官运用各种法律理由论证特定法律判决行为尤其是判决结论的证明过程。判决推理的主体限于法官,它是法官围绕判决活动而进行的逻辑思维活动,是一种实践推理,是一种寻求判决理由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证明活动。     

浅析当代西方法律推理理论

西方法律推理理论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法律推理使法官对案件作出判决时摆脱主观臆断,强调判案过程的理由说明和正当性证成,增强了法律的一致性,所以法律推理是法律逻辑运作的核心内容,法律推理可分为分析推理和辩证推理,法官在法律运作过程中综合运用两种推理模式以达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     

论英国法官的立法权能

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能分工十分明确,议会独享立法权,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制定法律。但由于英国的法律是随着法官的司法活动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普通法和衡平法的表现形式都是法院的司法判决,法律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在判例之中,通过无数个判例确立一系列法律原则,从而使分散的法院判决,组成一个比较有体系的法律系统。因此,在英国,法官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而且在事实上也具有立法权能。     

论司法审判能力对法律局限性的矫正与弥补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因其具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无与伦比的技术可操作性而成为最佳的社会关系调整器，但法律在创制、运作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等方面，也存在着固有的内在局限。要使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得以良性运作，需要法官养成独有的法律思维；面对法律冲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要回避法律冲突，能够在冲突的缝隙中选择适用正确的法律，履行审判职能；法官要援用法律原则和精神、社会习惯，以及学理，运用法律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将司法意图潜移默化到具体的案件中，体现司法意图，实现法官裁判权。     

也谈我国的法律漏洞修复技术——基于一种司法实践的角度

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看到司法活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法官的判决更是人们目光的"焦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从内心崇尚法律的权威,坚信法官依法判案,但是,实际上现有的法律并不是完美无缺,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当法官面对法律条文没有具体规定时,他们怎么办,他们怎样解决遇到的法律难题,怎样填补法律的漏洞以使判决具有公信力。由此,对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漏洞的填补应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法律论证客观性的寻求——以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基点

在中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完善法律论证方法对司法裁判的制约。法律论证的根本目的是证立司法裁判。司法裁判要成为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结果,必须具备客观性;要实现客观性,则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要素: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对真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真理的寻求;对正当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实践的正义追求;对合法性的要求体现了规范性的要求。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对这三者的实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因此需要在法庭场域内使得客观性通过论辩得以呈现,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人们把握的、能够排除某些因素干扰的判决结果。同时论证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需要支持性的理由,对支持性理由的客观性的接受,强化了作为论点的客观性,并因此实现了可接受的判决的合理化。     

对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实然状态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一个基层法院的实证调查发现,法官的法律推理知识缺乏,有些法官容易把简单的案件运用复杂的法律推理,造成思维的混乱,把握不到判决的正确方向;而有的法官则把复杂的案件简单化,对疑难案件只按照一种单向思维方法思考问题,进行简单的演绎推理,没有考虑其他相应的法律规范或社会价值取向,造成判决的偏差。而文章认为,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律推理的过程,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环节就是提高法律推理能力。法官运用法律推理是司法性质决定的、是法治社会要求的、是司法为民要求的、是司法公正要求的。     

裁判文书伦理化的保留与倡导

“法官后语”是附加于裁判文书规范化格式后的一段针对当事人的偏重道德感化、伦理教育或者个案启示的简短文字，它代表合议庭全体法官的道德评判或者法律方面的意见，是对裁判理由和结果的补充说明，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官后语”带有极强的道德教化和伦理色彩，实为对传统裁判文书规范形式的一种伦理化突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官后语”自1996年首次在司法裁判中使用后一直争议不断。     

从再审理由看刑事再审制度的构建——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再审理由是再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再审理由主要可归结为:虚假证据被采纳、判决矛盾和冲突、新证据、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判决或审判违反法律等五种。再审理由对再审范围、再审程序、再审效力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再审范围的确定要注意协调好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实体错误与程序错误等的关系;对于基于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而提起的再审应当分设不同的审理程序和规则;基于不同理由提起的再审所作的判决对原判决、当事人和法官所产生的效力应有所区别。应按照上述理念重构我国的再审制度。     

法律如何解决政治性问题 --波斯纳的视角

很多法律问题和政治密切相关,有些政治问题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波斯纳认为,在美国的文化中,不必因为法律中渗透了大量的政策或政治而大惊小怪,因为法律从来都不是仅仅由法条构成的封闭的系统.法官应该有更高的政治敏感性,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判决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力量对比折射到人们的政治共识或者道德共识的结果.     

法律论证方法指引下的司法判决文书改进

司法判决书,可以说是法律方法运用的结果体现.目前的司法文书存在着法律论证不足与语用规范缺失的问题.司法判决文书关联着当事人、司法系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对社会大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必须对现存的司法判决文书进行改进.在法律论证方法——逻辑、修辞、商谈的指引下,在法官执业规范而非法律层面上确立逻辑论证的责任;规范语用规范...     

相邻关系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中国“准普通法”的效率分析

因相邻不动产的使用不相容而导致的侵害问题,在现行法律和<物权法>草案中都被纳入"相邻关系"的调整范围.现行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十分简单,赋予了法官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波斯纳的一个著名观点是普通法是趋于有效率的,或者说法官在判决中追求有效率的结果.本文试图在相邻关系这一法官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领域,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提出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即中国法官在上述领域中的判决倾向于追求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     

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再审工作

再审审判工作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及不服调解结案的案件提起重新审判。它是院长监督审判质量的窗口，又是通过再审审判监督法官的“法官”，是专门挑毛病的法官，地位和作用十分特殊和重要。     

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本文指出一个在实践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判决的合理化说明有的时候会掩盖法官在自由裁量时的真实影响因素。本文探讨了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关系，以及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可能涉及到的思考因素，指出在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中，法官需要合理地组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以上影响因素，但同时也会掩盖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判决的合理化说明并不一定会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作用。     

法律推理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链接研究

法官在循环往复的思维考察过程中,既需要借助于实务经验,也需要运用法律推理技术,这种往返流转过程必须以客观的法律事实与实体法上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和前提来进行。法律推理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表现为由法律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并且根据法律目的将规范适用于特定法律事实。判断一个法律事实是否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始终不是简单通过逻辑推论的涵摄就能实现的,法官在此过程中必须寻求最密切联系规则,使得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形成有效的链接,用法律方法论确立法律推理的前提,以便解决判决的合法性问题,由此确立法律推理对法治的建设性意义。     

对判决书制作规范化的再思考

对判决书制作如何规范化 ,本文提出了诉讼法应确立判决理由的法律地位并允许法官对个案所涉法律作出解释 ;对判决主文的制作应符合哪些具体要求进行了法理分析     

论裁判文书说理的整体性理念

说理不管是古代的例案文章，还是当今的法律文书，其说法都一致，即通过对客观事实和问题的剖析评判，从而辩明是非，阐明自己观点，表明自己态度的表达方式。说理，简而言之，也称理由的说明，它主要包括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两大部分。事实理由指对法律事实及其证据的分析、认定，法律理由主要是指对具体案情的法律认识和法律适用。     

法律逻辑、选择的空间与司法创造性——朱利叶斯&#183;斯通的法律逻辑思想

朱利叶斯·斯通是当代著名法学家、综合法学的杰出代表,他主张综合逻辑、正义与社会事实而达致一体化法理学。在法律逻辑方面,他认为,逻辑是必要的,但它不能得出唯一正确的判决,存在一个法官选择的空间,在法官做出判决时,要将正义的因素和社会事实的因素纳入一体化的考虑之中。     

法律方法的司法价值——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说起

司法领域出现的“类似案件不同判决”现象,涉及到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从法律方法的视角观察,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为法官提供了思考和解决疑难案件的框架,但决定性环节仍需法官运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说,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够使裁判的获得成为一种民主公开的过程,一种分析说理的过程,从而也是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法律方法虽然不能保证法官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却能大大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这是法律方法在司法领域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