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替考入刑的若干思考——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行为,维护国家考试秩序,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罪名以惩罚与考试作弊相关的行为,其中代替考试罪主要规制替考行为。替考入刑前相关法律缺位导致对这一行为未能有效规制,将其入刑是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的需要,并且古今中外的立法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正确理解该罪的构成要件及刑罚特点,对正确适用该罪具有重要意义。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侦办偷渡案件时围绕陈（供）述收集证据的方法

被组织、运送人是公安边防部门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时获取证据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陈(供)述对收集核实证据,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要紧紧围绕其陈(供)述的被组织、运送的全过程以及时间先后、地点变化、行动路线、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等收集证据,收集的证据要有系统性、可查性和可证性。要为被组织、运送人营造如实陈(供)述的氛围,对其进行正确引导,采取因人而异的方法,严禁诱供、逼供。     

关于海防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思考

海防是国家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海洋权益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通过增强领海主权意识,加强海(边)防立法,加快海上勘界步伐,大力加强海警部队建设等措施,搞好海防建设和管理工作,维护好我国的海上安全和治安秩序.     

考试作弊的刑法规制——立足于《刑法修正案(九)》的探讨

考试作弊有损考试权威,破坏公平,丧失诚信,有必要入刑,这在《刑法修正案(九)》已经体现,国外也有相关立法规制。我国刑法有关考试作弊包括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刑法规制虽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止"破窗效应",提高国家考试权威性和公信力,但司法上存在适用范围、罪数形态以及违法阻却性事由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完善教育法,制定考试法,不仅从法律层面,还要从制度、社会、个人多个层面入手根治考试作弊行为。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浅析偷越国(边)境罪的成因及对策

目前在我国,偷越国(边)境活动愈来愈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危及到了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偷渡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低下,容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法律观念比较淡漠。公安司法机关应从消除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诱因入手,加强出入境检查和对边防口岸的管控力度,加强国际协作,加大打击力度。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现状及立法完善建议——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工作部署,按照会议精神,新一轮的立法工作把反腐败国家立法列于优先地位。《刑法修正案(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加强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力度,并从多个方面对贪污贿赂犯罪标准进行重构。然而,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构成规范化、量刑不合理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建立有效的贪腐犯罪惩治体系。     

贪污罪数额标准规定中模糊性与明确性之调适

我国现行贪污罪规定存在一系列弊端,主要体现在贪污罪犯罪数额标准之上。现行《刑法》中绝对、明确的数额标准已然难以科学反映个罪社会危害性程度,使贪污案件的裁判难以实现罪行均衡。立法相对模糊,司法相对明确的数额标准立法模式是完善我国贪污罪规定的最佳路径。     

终身监禁探析——性质、司法适用与两种可能的规定路径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其法律性质在动态上表现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情形的例外规定,在结果意义上表现为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有些学者将终身监禁表述为一种特殊刑罚措施,这种特殊性应当就表现在终身监禁与死缓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这种动态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联系上。在重大立功的适用方面,死缓期间犯罪人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当在缓期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无期徒刑执行阶段,终身监禁者不得因重大立功否定终身监禁具备适用的法律依据。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废除紧密关联,在部分废除死刑罪名的当下,应当整合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价值功能;在未来死刑全部废除的情况下,可以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予以规定。     

明前期吴中诗学的审美取向

与明前期闽派、浙派诗人以全面崇盛唐尊李、杜为主流的诗学观不同,吴中诗人对诗歌的审美取向有着自己鲜明特色,那就是偏重对浑朴自然艺境的崇尚和对韦应物、柳宗元诗歌风格的推尊.他们反对刻意为诗,尊重自由抒发,追求浑朴自然,致赏清雅闲淡的孤情高趣,寄寓不累世务的自由情怀,体味孑立特起的卓绝人格,展现自由创造的潇洒风度,既体现了吴中地区怡情悦性崇尚审美的诗性人文传统和崇尚隐逸向往自由的生活习性,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空间挤压下士人的无奈.     

明正德《福州府志》之编纂特色

正德《福州府志》是明代最早的一部福州地方志,不仅开创明代福州修志先河,保存和承栽了丰富且珍贵的史料,而且对地方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辅治作用。笔者将就本志的作者、凡例特点、史料和文献价值做进一步的分析。     

女涉外业:晚明闺阁生活之新动向

女涉外业是晚明颇值得关注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晚明特殊的社会环境为知识女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她们开始不安于阃内、不甘以织纫为本业,而是积极涉足史学、佛学、旅游、政治等本属男性之领域.女涉外业不仅使女性自身气质向文人名士转化,亦深刻地影响了才女们的文学创作,促使其作品在题材内容上由阃内转向阃外,艺术风格上由纤细柔弱转向豪迈宏阔,也对封建礼法造成了一定冲击.     

党务公开:执政理念的新取向

推进党务公开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突破,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进党务公开,必须转变执政理念,制定相关制度,创新公开载体,加强组织领导,才能促进党务公开工作顺利开展。     

论明代内阁宰相化的动力

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但是明成祖苦于自身能力和精力的限制，即设立内阁。内阁设立伊始便积极地向宰相转化，笔者认为其动力主要有三：统治中枢为了弥补由于废相带来的体制缺陷而不得不在组织结构上作出调整，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维持正常的纲常秩序而与君主进行博弈，千年宰相制度历史传统的招魂与人们思维定式的呼唤。     

论明代内阁宰相化之必要性

明初，朱元璋废除了行逾千年的宰相制度。但是历史传统催生了一个“虚拟行政中枢”，再由于皇帝自身能力和精力的限制，内阁应运而生并自设立伊始即企图转变为“现实行政中枢”，即宰相化。内阁宰相化是弥补由于废相而带来的统治中枢体制缺陷而作出的必要调整。     

评梁启超的佛教人物研究

佛教人物是梁启超晚年佛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佛教重要人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影响做了较为合理、准确且客观的定位;第二,对佛教重要人物的佛学成就、功绩及其品格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了独到的分析评估;第三, 注意佛教人物的比较研究,以突出其作用、个性及特征;第四,开创了佛教人物宏观研究的新视角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唯物史观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总范畴和总概念，它是以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的。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种“现实的人”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在唯物史观的“现实的人”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发展观上陷入误区，如果偏离科学发展观，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实践。     

明朝的“秘密警察”：极权统治的血腥工具

明代行使“秘密警察”职能的机构有锦衣卫、东厂、西厂与内行厂。这些“秘密警察”力量的设置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极权统治,其中阉党的横行、酷刑的滥施,充分暴露了明王朝统治的血腥及明王朝君主的变态人格。明代“秘密警察”的横行,在支撑明王朝统治的同时,又加速了其灭亡。     

科学发展观:新的执政理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五个统筹”的目标和任务。新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它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主体是指现实的人,客体是指自然和社会环境。新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人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