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认笔录的证据归类

辨认是指在刑事侦查活动中,侦查机关根据案件侦查需要,在侦查人员或者检察人员的主持下,由证人、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无名尸体、犯罪场     

刑事侦查辨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侦查辨认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人员组织的对与犯罪有关的人、物品、文件、尸体或者场所进行辨识的活动。辨认笔录是其呈现的证据形式。实践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包括:侦查辨认准备不适当、违反辨认规则、辨认笔录的制作存在瑕疵、对是否应当组织辨认把握不准确等。建议从构建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侦捕、侦诉、诉审关系出发,建构辨认规程、辨认笔录审查机制、辨认配套制度等制度,加强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权等权利和其他辨认参与人权利保障方,以期缓解上述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辨认制度。     

别把＂钓鱼执法＂用在人民身上

追根溯源，我们所称的钓鱼执法其实就是刑事侦查中的所谓警察陷阱，也称警察圈套、侦查陷阱、陷阱取证，是指在侦查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了取得犯罪证据，特意创造某种机会和条件，诱使、暗示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活动，或者为其犯罪活动提供某种便利，从而获得犯罪证据并缉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手段。     

试论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侦查学界说及分类

一、合同诈骗犯罪刑事侦查学界说 刑事侦查学……是以刑事侦查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是研究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揭发犯罪人的具体方法的科学。刑事侦查是侦查机关在立案后为了收集证据,揭露犯罪、揭发犯罪人,防止犯罪人逃避刑事追诉而依法进行的一项专门活动—刑事司法活动。由此可见,刑事侦查学应当坚持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即,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的判断中严格遵守     

美、日诱惑侦查法理之概观

运用诱惑性手段进行刑事侦查,往往使人与诈术相联系,现其为违背宪法及刑事诉讼原则,违反侦查机关所承担的镇压犯罪、保护公民的义务,损害国家机关威信的肮脏手腕。然而,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诱惑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被频繁地适用于刑事侦查中,从而引发了法学界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来考察、研究这一侦查手段,并演绎出各种不同的法理论、判例和学说。一、诱惑侦查的概念早在3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罗伯茨（Robem）就指出,所谓诱惑性侦查手段,是指“为了使没有诱惑或劝说而无犯罪意图的人参与犯罪,由警察实施的诱惑或为…     

刑事特情工作的两个界限问题

刑事侦查人员在指挥使用刑事特情开展贴靠探查活动中,常常会遇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指挥刑事特情促使侦查对象暴露犯罪证据,又不构成诱人犯罪;二是如何指挥刑事特情在犯罪现场既能发挥临场监视的作用,又不构成共同犯罪。这就要求侦查人员自己要明确并教育刑事特情诱人犯罪和促使侦查对象暴露犯罪的界限、共同犯罪和临场监视策略的界限。诱人犯罪与促使侦查对象暴露的界限《刑事特情工作规定》明确指出,刑事特情在贴靠探查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不准诱人犯罪”的工作纪律。所谓诱人犯罪,是指侦查对象没有犯罪意图,或者已有犯罪意图,刑事特情为了立功奖励或出于其他个人目的,引诱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实施性质、危害程度比其原犯罪意图更为严重的犯     

关于刑事辨认之研究

刑事侦查中的辨认,是侦查人员为查明案情经常采用的一种侦查措施。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规定辨认为侦查措施而只规定为审查证据的一种措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但是,侦查实践中因侦查的需要都经常采用它。一、概述关于辨认的概念。何为辨认?在诉讼法学界对它有不同的界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侦查过程中,常常需要由被害人,事主或知情群众指认犯罪分子,识别现场遗留物或无名尸     

数据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基于侦查行为相关性的考察

信息革命下，网络信息技术全面介入犯罪治理活动，刑事侦查空间从物理场域跨入数字场域，引发刑事侦查活动思路由追溯性犯罪打击向预测性风险防控转化，进而形成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在评价具体侦查行为与侦查对象之间相关性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尤其体现在令状控制失灵和无罪或罪轻数据证据难以收集两个方面。应对这些困境，需要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项基本价值的框架下规制数据侦查行为，加强数字正当程序的理论供给，具体体现为建立被指控人获得合理的数据推论的权利、设立司法预审制度、以及对侦查程序中的具体相关性规则予以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刑罚权运用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予以重新矫正。     

侦查监督机制研究

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侦查刑事案件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权之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之外，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局也依法行使相应的刑事侦查权。人民检察院进行侦查监督的对象，就是这些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公安侦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我国公安机关兼有治安行政管理与刑事侦查两项职能，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对象，但违法的刑事侦查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亦即可否提起行政诉讼则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公安机关的某些具有刑事侦查表象的行为应从其目的性和是否有法律授权去分析是否符合侦查行为的本质属性。具体判断标准：１．立案程序是否合法；２．立案是否有依据；３．采取强制措施是否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存在；４．是否插手经济纠纷；５．是否滥用职权；６．侦查行为是否继续或移送起诉；７．实施侦查行为是否属于法律明确授权。并且提出，公安机关实施…     

“从人到案”与“从案到人”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两种最基本的侦查模式“从案到人”的侦查模式,是指刑事侦查人员从客观显现的犯罪事实出发,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立案,从犯罪现场入手,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抓获并证明实施犯罪事实的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方式。“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是指刑事侦查人员对发现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嫌疑人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抓获嫌疑人并证明其实施某种犯罪事实的侦查活动方式。两种侦查模式的相同点 1.目的相同:都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开展侦查活动以发现犯罪、证明犯罪、打击犯罪。     

论刑事特情制度的构建

刑事特情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对抗犯罪的有效侦查措施,在打击犯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通过刑事特情可以使侦查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节约侦查成本,刑事特情为侦查活动提供有利的情报与证据.但是刑事特情中的许多问题,如刑事特情能否犯罪、刑事特情的管理.刑事特情的刑事豁免等问题一直都是理论、实践和立法所关注的焦点.关于刑事特情的讨论,立法界与司法实践活动中缺乏系统的理论,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规范刑事特情制度为出发点,而对我国司法实践活动提供指引,使得对刑事特情的使用法律化,提高刑事侦查工作的科学性,保障侦查效益.     

侦查阶段应确立指定法律帮助制度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虽然可以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但是其在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不能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获得侦查机关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侦查机关是否有义务指定,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不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应有获得侦查机关指定律师帮助的权利,侦查阶段同样应确立指定法律帮助制度。理由如下:一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在刑事侦查阶段,由于侦查的秘密性质,社会舆论很难对侦查加以监督,犯罪嫌疑…     

系列杀人犯罪侦查分析模型的创建与检验

当某一故意杀人犯罪发生时,侦查机关的第一要务是准确判定案件属性。其中确定案件是否属于系列杀人犯罪可谓重中之重,因为这既关涉到案件能否得以及时、准确侦破,又关乎司法公正。为便于侦查机关准确判别某一故意杀人是否属于系列杀人犯罪,兹在明确界定系列杀人犯罪概念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方差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等方法创建系列杀人犯罪分类模型和回归模型。依据系列杀人犯罪分类模型,侦查机关可初步基于犯罪地是否偏僻、被害人尸体是否在犯罪现场、凶犯除故意杀人是否还有抢劫、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四个方面直观判定某一故意杀人是否为系列杀人犯罪;依据系列杀人犯罪回归模型,侦查机关可精准计算出某一故意杀人为系列杀人犯罪的概率值。分类模型的直观性和回归模型的精准性为侦查机关判别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属性提供了一个可具体测量的科学依据。     

信息化视野下的侦查策略探微

侦查与犯罪在对抗中相伴而生,侦查策略是侦查活动的指挥中枢。侦查决策过程是运用各种技术方法,科学有效的发现并有针对性的利用各种信息,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进行的侦查方法与侦查措施等一系列侦查手段的统筹安排和优化选择的过程。信息化浪潮促成了侦查策略与信息、科技的相互融合,带来了侦查策略的信息化、科技化与侦查技术运用的策略化,大大提升了刑事侦查活动的效率。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采取隐蔽身份、目的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根据司法实践，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技术类秘密侦查措施，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等，这是实践中使用较普遍的一种，俗称“技侦”；二是特工类秘密侦查措施，如使用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三是诱惑类秘密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四是传统侦查行为加密类侦查，如秘密搜查、秘密提取、秘密辨认、秘密拍照或录音录像、邮件检查等。从职务犯罪侦查实际出发。笔者认为诱惑类侦查措施不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而其他三类都应当用法律的形式赋予检察机关使用权。     

我国刑事侦查成本及其控制

刑事侦查成本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侦破和管控刑事案件所花费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侦查成本的投入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案件的侦查效益。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换来的若是较低的收益,不仅有失公允,而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本文结合我国侦查实践,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刑事侦查成本,并借鉴国外控制侦查成本的经验,提出我国控制侦查成本的具体建议。     

浅析侦查取证中的欺骗与引诱

一、侦查取证中欺骗与引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按照龙宗智教授对侦查活动的划分，可分为回应型侦查与主动型侦查两种类型。前者是对犯罪的回应，即先有犯罪行为，后有侦查工作，这是犯罪侦查的主要方式；后者是针对正在进行或者将要实施的犯罪，采用监控以及诱导的方式进行的侦查活动，是犯罪侦查的特殊方式。在回应型侦查中，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欺骗与引诱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主要在讯问过程中实施。在主动型侦查中，带有欺骗与引诱性质的活动主要有两种，即诱惑侦查与卧底侦查。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为了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国家的侦查行为也要随着犯罪方式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犯罪行为方式的每一次嬗变,都必将引起国家在刑事侦查方式上针锋相对的回应,这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当前刑事侦查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对侦查机关活动以及在侦查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是否合法所实施的监督,是为了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与准确。笔者认为当前刑事侦查监督工作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积极应对,努力探索强化侦查监督的有效途径,全面履行好侦查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和正确实施。一、当前刑事侦查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1.执法观念和执法水平还不完全适应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当前侦查监督部分干警一是存在着模糊思想和畏难情绪;二是参与引导侦查取证、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