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归来话倡廉

提倡“德治”: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靠什么?前些年有“人治说”和“法治说”两种意见。最近又从一本新书中看到,有人对赞成人治和赞成法治的人员构成做了剖析。得出的结论     

北京市法学会和中国法律史学会讨论人治与法治问题

六月十一日,北京市法学会和中国法律史学会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继续探讨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在这一天的讨论中,有十二名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与首都法学界以前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一样,大家的看法依然分歧很大,几种不同的观点还是争论激烈;有的坚决主张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有的认为单纯的“法治”从来未曾有过,因而主张实行人治与法治相结合;也有反对使用“人治”与“法治”这类概念的,只赞成采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提法。不论哪种观点,都认为自己持     

法治概念的科学性

当前，在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法治”这一概念“不科学”，有“片面性”，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矛盾；我们既然有法制的提法，也用不着再讲什么法治了，因此主张抛弃“法治”这个概念。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治腐体制转换:从“人治型”到“法治型”

近些年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在不断加大，腐败现象泛滥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从治腐的套路和体制来看，还没有摆脱“人治型治腐”体制。如何实现从“人治型治腐”到“法治型治腐”的转变，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人治型治腐”与“法治型治腐”是两种不同的领导体制“人治型治腐”是对历史上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领导体制的一种概括。其基本特点是时起时伏，带突击性的，往往也是大兵团作战型的。这种反腐败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往往没有也不靠稳定的法定主体依法进行，一般来说是大造舆论、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至于如何运作，…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法治文化于中国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本质上看，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文化而存在的一种进步文化形态，所以法治文化不同于人治文化。人治文化产生于专制政治和自然经济，体现着专制君主的意志，维护的是专制君主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法律重在治民，是治民的“工具”和手段。法治文化产生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治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主制度。     

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治人”与“治法”辨析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儒家为“人治派”。法家为“法治派”，而在儒家中，又认为苟子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他第一次提出了貌似于“人治”与“法治”的概念，即“治久”与“治法”．并明确主张“有治久，无治法”。①。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学界同仁磋商。一、“人治”与“法治”的由来欲弄清苟子的“治人”与“治法”思想，须先了解多少年来人们所常用的“人治’与“法治”的概念。这二者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最早由我国改良派学者介绍来的，并用以研究评价先秦德法两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     

再论人治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治传统而法治传统相对缺少的国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提了出来，并在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终于使我国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法治的清明就在于政治的清明

邓小平同志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我完全赞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我们的法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依法治国概念的界定

一、依法治国（法治）与依人治国（人治）的根本区别依法治国（法治）与依人治国（人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两者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权力与法律关系上的对立。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简要的阐释。（1）国家：国家作为“治”的主体和客体具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含义；如地域的概念，人口和民族的概念等。这里侧重于指它的政治概念（即state）。而从政治概念来解释国家则有两种含义。第一，在政治机构（政府）名义下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第二，在一定疆域的土地内，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拥有的权力和权威。…     

律师与法治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法治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法治国家也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与规范。本文试就律师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法治国家对律师素质的要求方面，略作阐述。一、律师与法治的关系“法治”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或经不同思想家、学者进行解释有不同的含义。亚里士多德从法治优于人治的角度，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     

有法何以不依？

新时期，随着改革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法律相继出台。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意味着“法治社会”的成熟与“人治社会”的结束，因此，凡是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的法律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然而，必须看到，立法仅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一步，仅有立法而不能认认真真执法，那法所扮演的角色就近似田野驱赶鸟雀的“稻草人”。     

“媒治”为什么靠不住

媒体创造了“媒治”的概念，即媒体治理，与人治与法治相对应。其实，这种“媒治”与过去的人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领导看到了媒体的报道，然后下指示、作批示要求整改和处理，以自上而下的领导权威让事件得到处理。媒治只是一种表象，表面上看是媒体曝光促进了处理，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领导的权威。     

“善良”为何如此重要?——中西人治思想的一个比较观察

本文以中西人治思想中的“善良”为线索 ,探讨了人治思想的终极理由及其差异 ,解读了人治理念的实现途径及其困境 ,从而论证了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法治民主

从实施方略角度看，民主可区分为人治民主和法治民主两类．人治民主是社会革命后接踵而至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不是正常的民主形式，只能作为通往法治民主道路的一个中介。法治民主有四项基本特征：立法民主；法律至上；限权宪法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法律得到严格实施。今天我国处在从人治民主向法治民主过波的阶段．应当适应我国现阶段基本情况，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民主．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与法制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人治加群治”的治国方略 ,实质上是“人治底下的群治” ,是人治的当代形态 ,收效甚微 ,负面作用为主 ,乃至某种程度上造成国无宁日 ,以一场浩劫告终。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路线 ,实行“三有利”原则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功利主义法价值观 ,为使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开辟了道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不可能完全摆脱人治的痕迹 ,给其后继者留下了继续革故鼎新的空间。     

理性的法治与人治

基于绝对理性的不存在，法治与人治的优劣分析得不出必然正确的结论，只能对法治所用之法和人治所依之人的相对理性进行比较。纵观法学家的理论，法治和人治作用的发挥都要以理性为精神，道德在其中的作用虽然不容忽视但绝非核心。追求理性这个共同点和人治并不等于专政的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在何者为主的问题上，理性的法治往往更容易实现。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推进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① 法制现代化理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诸多影响法制现代化进程变项中的一对关键性变项，而是否以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行的原则，则构成了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区别。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现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