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国际定位

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方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中国是大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和平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地区性大国;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     

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动因探析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自然平和地走上了中国化道路,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动适应的态度和立场,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因;兰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础条件;主动适应主流文化的文化自觉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观条件;伊儒会通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引领是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关键;封建王朝的政治整合,是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外部力量;本土信仰主体的形成,是伊斯兰教深入中国化的内在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主要体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要素;一元与多样的辩证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坚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注重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论现代农业的中国特色

现代农业的中国特色对促进我国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国情条件和资源、自然禀赋基础上发展的我国现代农业,其中国特色主要有：中国现代农业是特别强调农业基础地位和重视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坚持走具有自身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及农产品安全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承载多种任务功能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采取具有自身特点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新型产业体系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化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在继承中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和农耕文化基础上的精准化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多样化的特色农业获得较快发展的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是注重资源节约、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外贸持续失衡的成因探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性因素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用FDI的增加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而所谓“人民币低估”等并非中国外贸失衡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认为,以典型的“外资嵌入型”方式全面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其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性,所以“缓解”的措施应从引进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培育自身高级要素等着手。     

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

改革开放的30年,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进步的30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和兴起的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时间起点;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深刻根源;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驱动力;对外开放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创造了优势环境。     

论毛泽东的中国农民观

伟人毛泽东拥有深厚的农民情结,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的中国农民观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民独立自主之路;教育农民是中国农民进步与文明之路;发展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民富裕之路。他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和探索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逻辑关系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首先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探索,实践特色就自觉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理论特色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南;民族特色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彰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气质所在;时代特色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内生动力。     

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浅析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其发展的基本态势荦荦大者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从时间上审视,中国文化悠久,从未断裂;从空间上审视,中国文化有东移南迁的态势;从文化模式上审视,中国文化以农耕文化模式为主体;从动态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呈多元格局;从学术思想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是不断更替和调适的。     

中国经典反向翻译中的跨文化性

欧美汉学著述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存在着“反向翻译”的情形,“反向翻译”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说明了翻译如何与解释不能分割。中国文化通过翻译获得世界性意义,反向翻译说明中国文化具有跨文化性和世界性,经由翻译的中国经典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再是中国文化本身。汉学译文与中国经典之间存在着意义的张力,为我们思考如何展开中国经典的现代阐释提供了启示。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纪念国际法院成立60周年

国际社会在历经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时期和国际社会组织化时期之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给国际法提出了如下挑战如何应对国际法的碎裂和国际性法庭大量增多两大现象。作为维护国际社会公正的权威司法部门,国际法院必须对此做出反应。考虑到法院诉讼管辖权的局限,充分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应该才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最佳方法。与此同时,鉴于既往的经验,充分利用咨询管辖权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     

国际法发展新动向及中国的外交实践

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及其维护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形势的发展表明,联合国并未被边际化,现行国际法及国际秩序并未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伊拉克战争反而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更加重视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和运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法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在2003年,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签署了有关的国际条约,较好地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推动国际关系的法制化作出了贡献。     

国际道义与中国外交

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忽视国际道义的代价更加高昂。外交的道义层面已成为各国外交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应当重新界定国际道义的内涵,使之更具广泛性和普遍性。对国际道义原则的坚持和履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中国的政策感召力和国际公信力逐渐增强,中国的软力量不断积累,形成了中国的一个持久的外交优势。     

金融性与国际性：国际金融法本质特征之所在

国际金融法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调整对象具有金融性和国际性。从金融的内涵看,资金融通是金融的初始和基本的本质特征,但当代只有将金融界定为虚拟经济才能容纳全部的金融实践。金融性将国际金融法与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其它学科或科学区分开来。从外延看,金融涵盖货币、银行、证券、保险等,国际金融法相应地包括以上领域的制度。由于WTO将商业存在作为金融服务提供的方式之一,传统的"国际"标准暴露出其局限性,因此,国际性应将外国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存在而发生的各类金融关系包括进来。国际性将国际金融法与国内金融法区分开来,而金融性与国际性的结合使国际金融关系成为国际金融法独有和特定的调整对象。     

论联合国的国际责任能力

联合国的国际责任能力是其享有国际人格的法律结果。尽管联合国仅具有有限的国际人格,但是这并不必然对其责任能力形成限制。作为国际法主体,联合国完全能够独立地为其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国际金融监管不完善性之探析

本文立于事实的基础上 ,论述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 :金融监管理论基础的欠成熟性、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先天发育不足、国际金融监管所体现意志与利益的单一性、国际金融监管的事后性等几个方面。同时 ,在此基础上 ,针对现行的监管缺陷 ,作者从信息分享、国际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塑与矫正、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及国际金融监管法立法主体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对策。     

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现状及前景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相继进行了5次核试验并公开宣布成为核武器国家。印度核试验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构成了严重冲击,也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至今,印度仍被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排除在外,尽管已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但并未获得法理上的承认,从而对印度谋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形成掣肘。为此,印度积极调整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缓和与该机制的关系,并且寻求融入机制,以期助力其大国地位追求。但在此过程中,印度的战略自主传统与国际机制的规则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使其政策目标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NGO与国际社会的转型

同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处于不断的转型之中,国际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同质分化和异质整合的动态过程;当今国际社会转型最显著的特点是NGO国际网络的形成;NGO是国际社会分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对国际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NGO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次发挥着相应的治理功能,NGO的宗旨在于谋求可持续发展,其治理功能是有效的,但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治理绩效又是非常有限的。     

空间与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关注对象。空间是国际机制权力集中运行并发挥效果的最佳场所,通过国际机制的空间化运作,制造了国际机制的＂参与者＂与＂旁观者＂,以及国际机制的＂核心参与者＂与＂非核心参与者＂这两种重要的社会类属,并使之与特定的国际社会位阶相对应。研究国际机制与国际社会的秩序、冲突之间的关系,使得在全球化时代对国际机制重新进行思考成为可能。     

国际组织的隐含权力及其限制

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在对国际组织章程解释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国际组织具有隐含权力这样的理论。这一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法的发展。国际法院则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指出了隐含权力理论适用的限制。这有利于保持国际法体系特别是联合国体系的统一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