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的两个重要举措,前者代表了一种新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后者则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制度创新。通过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之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驱动,并辅之以农业龙头企业的拉动作用,推动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是云南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实现农业产业化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只有解决好以下关键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发展。一、关于组织农民与产业化连接的问题。农民问题是农业产业化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最基础、最实际,也是最关键性的问题。要推进农业产业化,首先要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把农民导入产业化的轨道。目前,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形式很多,有企业加农户、基地加农户、市场加农户、服务组织加农户等,主要的是订单农业的形式。这些形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提高…     

如何推进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制和合作制经济组织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公司制企业为主体的龙头企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力军,合作制经济组织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联系市场、企业和农户的桥梁和纽带。发展“公司制农业”,实现公司制与合作制经济组织的有机结合,是入世后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然趋势。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必然要求传统的农业产业组织向现代的农业产业组织的转变。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产业的组织形式 ,本质上是对传统的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农业产业化通过对农业的产业链的拉长和一体化经营 ,促进了农业产业内部的分工和专业化 ,实现了农业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提升。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以豫北两市农村为例

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通过对豫北两市农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实地调研,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基本模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进而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议。     

发展产业化经营 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产业化经营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运作模式。十七大报告对其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要积极"探索具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     

对成都市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思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农村中出现了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形式下分户经营的农户自愿结成的多种形式的农民联合与合作。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抵御市场风险,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按照自愿的原则和“民办、民管、民有、民受益”的原则,通过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而组建的经济合作形式。它出现的实质就是解决目前农业生产普遍存在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本文对成都市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都市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和建议。     

创新农村经济组织 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农村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的不适应,造成生产的趋同性;农产品价格难以提高;技术水平的低下,也不利于标准化生产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及品牌的创建。这就要求创新农村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同时,依托新型组织,不断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地方特产的产业化经营之路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突破,是农业经营体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重大创新,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实践证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新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沾化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把冬枣作为一项主导产业运作,经过十几年的大力开     

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实现农业产业化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只有解决好以下关键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发展。一、关于组织农民与产业化连接的问题。要推进农业产业化,首先要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把农民导入产业化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农民切身利益问题。1.在政策上要保护农民。由于进入产业化的产品大都是国家放开的各种农副产品,没有价格保障和效益保障,风险性很大。因此在向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对农副产品的购销不能放任不管,要…     

农会还能回到中国吗

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的法制化推动了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进程,也导致社团的勃兴。农会曾经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消失了。由于我国长期受阶级斗争观念的误导,认为农会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忽视了农民利益并产生了“三农”问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要求有保护农民根本利益的农会的存在,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历史性转变,农会的主要职能也要转变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     

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新时期的农村改革与农民地位变化的现实,无论在社会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价值上,都对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正随着政府职能变化、农民自组织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健全农村自治体系和组织体系,疏通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日本经济业务农协组织的作法与若干启示

日本经济业务农协组织遍布日本各地,已进入日本农户生产和生活领域,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作法及作用,对我国组建农民经济业务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三个转变”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历程,经历了三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转变;二是从债权型的家庭承包经营到物权化的家庭承包经营的转变;三是土地经营从短期承包到长期使用的转变.这三个转变确立了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影响农民增收的非经济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发展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但农民增收受非经济因素的限制在目前显得比较突出,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积极探索解决的途径,对进一步提高农民增收的质量和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法律援助机制构建——宏观立法与微观运作的契合

现阶段如何保护农民权益问题正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长期以来农民权益遭到漠视和损害的根源不仅源于我国长期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多年来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偏差,而且源于对农民权益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的法律上的缺位。完善农民权益保护及其法律援助,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要切实保护好农民权益,急需从宏观立法支撑和法律援助的微观运作双重角度来构建我国农民权益保护法律援助机制。     

农民政治参与——解决农民问题的有效路径

农民在政治参与中的弱势导致"政治生态"失衡,这是农民问题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即实现农民平等的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治决策,使之体现农民的意志和利益,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实现农民政治参与有赖于农民在参与过程中以确保农民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博弈,这需要农民个体、代表和组织的共同努力.     

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防控对策研究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是目前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我国所面临的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复杂问题,众多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必将成为我国政府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因失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各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失去土地是引发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主因,其触发点大都是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法侵害,农民奋起维权,而地方政府处置不当。尽管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触发机制上有其偶然性,但在根源上却有其必然性。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总根源在于：失地农民在丧失生产资料之后生产力的萎缩和生活力的下降。有鉴于此,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对策就应把着力点放在恢复、提高失地农民的生产力和生活力上．     

关于阶层文化与农民问题的思考

阶层文化是特定社会对于阶层的文化解释,是一定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中的阶层发展的文化氛围。合理的阶层文化,是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视角。中国农民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背后有一个阶层关系问题,有一个与理性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相联系的阶层文化的塑造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直接涉及到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整体型的社会结构,避免阶层关系的负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