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基本权利司法保障的宪法学分析

对公民基本权利受到第三人侵害时 ,如何寻求司法保障的问题 ,目前宪法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 ,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应当弄清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以及与此相关的宪法关系的特点。当公民基本权利受到第三者侵害时 ,要求国家予以保障 ,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固有内涵 ;国家权力通过积极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障 ,是宪法关系的应有之义。因此 ,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确认普通法院对第三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行为的司法审查的合法性 ,通过对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审查 ,对违宪行为予以撤消 ,是公民基本权利司法保障的可行途径和手段。     

王大伟：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

首先，要建立并完善宪法诉讼机制。在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同时，建立独立的宪法诉讼机制，由人民法院对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使得公民基本权利在受到公权力侵害后，能够寻求司法救济。     

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20世纪50年代,我国侦查机关就开始采用耳目监听等秘密方式收集违法犯罪证据。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听侦查行为相继得到合法化。在这一合法化过程中,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主要从构建“附需要理由的严格批准程序”和满足“侦查犯罪的需要”的实体性程序这两个方面展开,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为保护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免受监听侦查权的任意侵害,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应沿着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构建渐次推进。首先,发展宪法上隐私权对监听侦查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法院许可令的构建,创设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控权机制;再次,通过廓清犯罪调查的一般需要与超越法律执行一般需要的特别需要之间的界线,建立隐私期待的适当性和“特别需要”原则这两个实体性正当程序审查标准。     

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以权利保障为视角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通过特殊技术手段合法地"侵入"个人私密空间以搜集犯罪证据、获得侦查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活动,具有技术性、秘密性与隐私侵入性.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防止私人生活被过度搅扰,法治国家均采取了严格的程序性控制和实体性控制.我国也应当完善对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实行双重审批、明确必要性标准、划定合理隐私范围、加强司法监督、设立年度报告或者检查制度,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提高犯罪侦查效率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刑事被追诉人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以宪法隐私权为根基,属于公法权利的范畴,涉及公民人身隐私、空间隐私、信息隐私几方面的利益.不同刑事诉讼模式下隐私权保护呈现不同特点.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为刑事诉讼中隐私权保护的主体内容,具体包括讯问、搜查、扣押、人身检查、技术侦查等强制措施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及备存资讯保存、管理中的隐私权保护.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合目的性解释原则,实质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国家赔偿构成隐私权保护的具体途径.处于信息时代和反恐政策下的刑事诉讼隐私权保护正面临新的挑战.     

论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以自媒体时代为分析背景

自媒体在彰显言论自由之对,也打开了一扇偷窥公民隐私之窗.在宪法视野下,隐私权已经超越部门法的疆域上升为一项基本人权.在自媒体时代,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特征表现为隐蔽性、侵财性、便捷性和严重性,隐私权的传统法律保护模式遭遇了新的挑战.宪法对公民隐私权加以保护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路径在于明确隐私权是一项列举的人权,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贯彻执行,并通过部门法落实和实施该项权利,建立一个由宪法统领的、由部门法具体实施的、多层级和全方位的立体保护架构.     

论宪法的可诉性

宪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应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当代法治国家控制国家权力、树立宪法至上观念、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为了保障和实现宪法的可诉性,当务之急是完善立法、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建立宪法诉讼机制,同时培植公民对宪法的信仰,使宪法真正得以实现,树立其应有的权威和尊严.     

浅议宪法隐私权的确认

隐私权随着一些网络事件的热议,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确切的说,隐私权并未被我国宪法明示为一项公民权利,但是现行宪法中诸多条款都为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提供了依据,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些条款的解释,确认宪法隐私权。本文通过对现行宪法相关条款的解读,来确立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一种的隐私权。     

比例原则与网络谣言入罪

作为公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比例原则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密切相关。任何对基本权利构成妨碍的干预措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网络谣言入罪主要涉及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需进一步判断该项基本权利的干预措施是否逾越了比例原则的限制。本文通过对比例原则进行分析,分别审查网络谣言入罪与三个子原则(即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的比例性原则)的关系,得出网络谣言入罪不符合比例原则的结论。     

秘密拍照、摄像问题的法律冲突与考察

秘密拍照、摄像属于秘密侦查行为的一种。在功能上,其能够高效地实现固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但是,秘密拍照、摄像也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侵犯危险较大的行为。在秘密拍照、摄像问题上,体现着控制犯罪与隐私权的冲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矛盾。因此,应当对秘密拍照、摄像进行正确定位和规制,避免其恣意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其成为保卫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强大力量。     

从宪法司法化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路径探索——以“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为例

本文从中国现实出发,对西方国家宪法司法化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得出宪法的实施是由两种解决纠纷机制组成:一是宪法中的国家权力纠纷和国家权力侵害纠纷,它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实施;二是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以外的侵犯或两种公民宪法权利相冲突的私权纠纷,它通过宪法私法化的宪法诉讼方式实施.从而进一步提出根据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之路的建议.     

场所搜查范围的判断基准——以宪法隐私权为视角

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宪法所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该权利要求在对场所进行刑事搜查时应当根据一定的基准将其分为住宅和其他场所,并适用不同的搜查程序以体现出对公民住宅权利的保护。西方所普遍接受的隐私权理论为住宅和其他场所的界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在我国刑事立法存在空白的情况下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的司法实践应当采用宪法隐私权学说作为区分住宅和其他场所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对公众的开放性原则作为判断基准。     

公民隐私权在侦查行为中的界限

作为宪法权利的公民隐私权在所有公法上都具有自身的特定意义。笔者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主要侦查行为为分析框架,力图认清作为隐私的生活要素在侦查行为中受到的影响,以发现隐私权在侦查行为中的界限,为法律制度重新构建程序上的保护措施提供可能性。     

认真对待刑事搜查

刑事搜查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住宅权和隐私权等宪法基本权利的强制干预,其理论基础是达致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与平衡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现有立法关于刑事搜查的规定简单粗疏,侦查机关僭越立法权限加以合目的性解释,并在执法中效率优先兼顾程序,因此,需要对刑事搜查进行技术改造。     

论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以设立禁讨区为视角

生命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是首要的人权。地方政府"禁讨区"的划定与设置阻断了乞讨者获得帮助的主要来源,导致的结果就是乞讨者的生命权受到威胁,政府所设置的"禁讨区"涉嫌违宪。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制度,应当修正宪法,将公民生命权的保护明文写进宪法。为了实现对生命权的有效保护,我国需要建立起有效的针对包括公民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在内的宪法救济制度,设置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明确宪法监督机构的审查范围及审查程序。     

论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亦日趋复杂化。一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的犯罪，已经对传统的“回应型侦查”侦查行为提出了挑战。为更有效的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与之相时应的“主动性侦查”措施越来越被侦查机关广泛的采取。但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住宅权、名誉权等重要公民基本权利，遏制非法的搜查、诱发犯罪等活动，必须对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制。     

论公民平等服公职的权利——以报考公务员需具备两年基层工作经历为例

服公职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反映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并影响着国家民主制度。公民的服公职权应当得到平等保护。平等服公职权有具体的保护领域和保护程度的要求。侵犯公民平等服公职权的行为应当接受严格的审查。国家招考公务员时设置两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条件限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服公职权。     

何谓“严格的批准手续”——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条款的合宪性解读

批准手续是控制技术侦查权、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所在.新《刑事诉讼法》尽管要求技术侦查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是对批准手续的内容、主体、程序均没有明确.历史上,技术侦查批准手续完全呈封闭状态,从批准权的设置、运行到批准文件的备案都由侦查部门自我决定,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这既不利于落实宪法中的法检公互相制约原则,又可能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通信权、住宅不受侵犯权、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鉴于国内外在技术侦查领域的利弊得失,这个“批准手续”一定不能是只受侦查部门自我控制的、粗疏的、不受外部监督的批准手续,而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细化的、受到外部监督的批准手续.具体来看,批准主体宜由法院充任,而申请主体应当为侦查机关的高级主管人员或得到其授权的人员；申请时应提供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在批准时应当落实“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     

论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以宪法文本是否加以列举作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区分标准不利于宪法权利保护功能的实现,非基本权利与基本权利的二元划分未能准确揭示权利发展的动态过程。基于宪法权利保护的一体化原则,非基本权利亦应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宪法对非基本权利的保护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应当遵循最大限度保护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是非基本权利宪法保护的可行途径。     

中国的未列举基本权利

正在西方宪法语境中,未列举基本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其重要性依托于实效性的违宪审查机制,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平台,一个个具体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被推断出来,进而深刻影响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修宪程序的困难,以及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联邦最高法院在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障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社自由、婚姻隐私权、堕胎权、学术自由权、平等选举权、迁徙自由权等,无不是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判例确立起来的。我国宪法学界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