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的族源

布依族来源于古代的“濮越人”(pu~(42)?jei~(42))或“濮夷”(pu~(42)?ji~(22)),(晋)《华阳国志》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 又曰:“历夏、商、周,武王代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南中” 即今之贵州省、云南省及四川省南部,这一地区自周代以前历来都住着越人。该书对“夷越”这一人们共同体,同时称之为“夷濮”。《后汉书》则称之为“夷僚”。可见“夷越”、“夷濮”、“夷僚”都是古代布依族先民的不同称谓。     

汉、晋时期“西南夷”中的民族成份(下)

(二)出自百越系统的各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即汉、晋以前的“西南夷”地区以属于“夷”和“越”的民族最多。“夷”指的是出自氐羌系统的民族;“越”乃属于百越系统的部落。越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的古老族群,其分布区域是自东南沿海往西至西南和中印半岛北部一带。公元前五世纪时在今浙江一带建立的越国是越族中的先进部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说:“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汉书·严助传》说:“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即在春秋以前,越在南方自成一个族群,较之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为落后,被视为“蛮夷”,     

说“叟”

本文应用丰富的史料,对汉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中“叟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颇有新意的看法。作者认为:“叟人”的情况复杂,有时是专称,有时是泛称。它指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也不是部分氐羌系的部落或部族,更不是今天白族先民,而是指包括青羌、旄牛夷、徙人、青衣羌、西蕃、胡羌、氐、賨等古代民族。南中夷叟、叟兵指的是以今天彝族为主的夷系先民,其他地方的叟人、叟兵则是指不同的民族。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

清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改土归流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持续而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汉化"过程。由于汉族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汉族"夷化"呈现出由强变弱、由大规模转为局部的趋势,处于持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但从未停歇。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夷化"的过程就是双向互动的民族融合过程。"汉化"与"夷化"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汉化"的中心区就是"夷化"的边缘区,"夷化"的中心区就是"汉化"的边缘区。"中心"与"边缘"随着观察视角的转换而转换。"中心""边缘"互为转换的观察视角实质上是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单向度的"中心—边缘"模式,更为立体地、客观地展现云南文化的多源、多元特点。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

刘备在荆州,三顾诸葛亮于草庐问计。亮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如是则霸业可成,王室可兴矣。”《隆中对》刘备用其策。建安十六年(二一一)进兵巴、蜀,十九年(二一四)攻占成都,开始经略南中(夷越之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安十九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降都督治南昌县(今贵州毕节     

“中国”名称的由来及变化

在古代，“中国”一词只是具有地域、文化的概念。据考古学家于省吾考证：“中国”这一名称最早起源于西周武王时期。古时“中国”二字有狭义和广义之别。就狭义而言，“中国”有京师、都城的意思，因为“国”字的古训从“邑”，即“城邑”。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就广义而言，“中国”指华夏族、汉族地区。如《诗·小雅·六月序》曰“《小雅 》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因华夏族、汉族多居于黄河两岸，因此，“中国”有与“中土”、“中州”、“中原”、“中华”相同的含义。清代…     

浅议传统“华夷”观的几项内容

传统华夷观以文化来作为华夏和夷狄的分判：“华”、“夏”指的是华夏族，是文明进步、文化优越的指称；“夷”、“夷狄”原是华夏族对非华夏族民族的统称，是相对文明、文化低落的指称。其主要内容有：诸夏一体、贵华贱夷、五服之制、用夏变夷等思想。     

诸葛亮和云南的少数民族

诸葛亮曾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军南征,到达滇东和滇中地区,给当地的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书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他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酋长孟获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在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流传着“孔明老爹”的故事。基诺族传     

宋人“中国”意识的凸显与出使行记的文化呈现

宋代出使行记上承晋唐，既有早期行记“纪行”与“传人”的文本特征，又是源于赵宋王朝这个特定政治外交环境的产物。赵宋王朝先后与辽、金、元政权形成对峙，对外关系主要模式从“朝贡体系”转为“对等外交”,宋人的“中国”意识凸显。这种意识与文化认同植根于士人心中，形诸笔端。行记书写中，宋朝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中国”,以此为书写视角，宋辽、宋金边界，被视作一种主观、文化的表述，地理的悬隔被赋予了“界隔夷夏”的文化意蕴。基于自身社会文化与伦理情感的影响，宋代士人对“异族”他者的展现，传递着他们敏锐的“夷夏”感知，承载着他们对“以夷变夏”的沉重焦虑与思考，并昭示出宋人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行记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给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10至13世纪的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彝族的族称

秦汉时期 ,彝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叟”和“A”等。《华阳志·南中志》说 :“夷人大种曰‘昆’ ,小种曰‘叟’”。昆明当时主要分布在东起滇池一带 ,西至澜沧江流域的广泛地区。“昆明”是西南夷中势力强盛人数众多的族体 ,因而被称为“大种” ,乃是包括今彝语支诸民族的共同称谓。西汉后 ,“昆明”作为族称不再普遍使用 ,但直至唐宋时 ,“昆明”作为族称仍在贵州彝族中保留着。《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 :“昆明 ,在黔川西南三千里外 ,地产羊马 ,其人椎髻、跣足、披毡 ,其首领披虎皮。……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 ,…     

“越、濮、僚、夷、仲”与现代布依族族称关系试析

布依族是贵州高原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汉文史籍中曾以“越”、“濮”、“僚”、“夷”、“仲”等来指称该民族的先民。直到近现代，在布依族民间仍流行“夷家”、“仲家’等来自汉语的称谓，而同时又以本民族语自称pn49jai‘。本文通过与布依语及其同语族语言进行广泛的语音比较，并参考汉语历史文献记载、民间传说等资料，对“越、濮、僚、夷、仲”等出现在汉文史籍以及布依族民间的民族称谓与现代布依族本族语自称Pu_4Jal_4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魏源“师夷”思想与湖湘文化精神

魏源的“师夷”思想，就是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魏源早年接受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幕僚生涯中，参与了大量的改革，接触到底层社会，对西方先进东西多有了解。魏源也为“夷师”，他的著作，输入日本，在明治维新产生一定作用。“师夷”思想，扩大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对近代的中国文化与革命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论“昆”和“尼”是彝族的古代两大族称

认为彝族古代全民族的族称是“昆”和“尼”，彝族族源以昆夷、古夷人为主，并融合其他族落。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为民族后，彝族的族称又统称为“尼”，即“夷”，通“彝”，成为今称。     

论甲午战争中的“以夷制夷”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政府始终执行了一条“以夷制夷”的外交路线。但结果适得其反,“制夷”未成反被“夷制”。对“以夷制夷”这一外交路线究应如何看待?它在甲午战争中实施的情况怎样?它同中国甲午战败有何关系?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一些专著和论文中虽然都有所涉及,但或语焉不详,或缺乏系统论述。本文试就上述问题略抒浅见。     

为了“金花”的盛开

为了“金花”的盛开江慧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一个以汉族、白族为主，有彝、回、傈傈等１３个世居民族和２６种民族成分的多民族地区，是“金花”的故乡。在这里，各族妇女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锻炼了才能，期待着社会的肯定，期待在经济文化建设中一显身手。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民心可用”、“对夷长技”与“三占从二”

“民心可用”、“师夷长技”和“三占从二”三词,是鸦片战争时期同时提出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富强救国的最早思想素材。"民心可用"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对人民同仇敌汽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情     

神州与阎浮、气禀与佛性——论佛教对“夷夏之辨”的超越与民族融合

南北朝时期,顾欢作《夷夏论》,掀起激烈的“夷夏之辨”.顾欢结合地域、气禀论证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异与不可改变,为一极端的夷夏观.对此,佛教徒从宇宙论、人性论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破斥.宇宙论层面,以“阎浮”世界包涵中国传统的神州世界.人性论层面,以般若性空理论破斥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别,同时,根据《涅槃经》佛性论强调“佛性”为众生共同的本性.这些观念打破了夷夏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当时的民族融合提供理论根据,对民族融合有重大促进作用.     

先秦民族史观钩沉————兼论周朝“夷夏”之辨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 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吸收以 “文化＂ 判别 “ 民族” 这 一观点， 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 （如共同的语言文字、 共同的社会生活、 共同的礼制凤俗、 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民族意识等）来判别民族。 除此主观标准之外， 实则不可忽视一 个客观标准， 即先天的生理 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如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血缘关系（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等。 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体内容， 而“以夏变夷”则是其主流导向， 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义所在。     

广西为何称“八桂”

广西称“桂”、“八桂”由来已久。据有关资料介绍，“八桂”之美称是从古代《山海经》中“桂林八树，在贲禺东”演变而来。晋代文学郭璞说：“八树成林，言其大也。”孙绰在撰写《游天台赋》有“八桂森挺以凌霜”的诗句。六朝梁代诗人也有“南中有八桂，繁华元四时”记载。在民间，诗人正式与广西挂钩定位的则始于唐朝韩愈。韩愈在《送桂州严大夫》诗中云：“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湖南称“湘”，     

“夏变于夷”的爨──汉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爨’字，在云南是一个有特别含义的符号。譬如，笔者在一九九七年的三月去到陆良爨乡，乡人言，“爨’是两种性．汉人的灶围起来（封闭式），夷人的灶敞开着（支三块石或三足架，开敝式），后来把两种灶合为一种，就有了“兴“字头，“林’字腰，‘’大”字屁股挨“火”烧的“爨”、陆良是《爨龙颜碑》所在地，此地人以“爨乡”自诩。可见，“爨’的概念至今还活在云南百姓的生活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民族的滇文化融合了汉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这种文化用“爨”这个既形象又蕴含深意的字来符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