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变局确保中日关系健康平稳

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关系实现了政治转寰,此后近三年来总体平顺。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双方签署第四份政治文件,将中日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中日之间存在固有矛盾,关系发展中还不断出现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假以时日,坚持不懈。特别是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日本政治形势走向看,更不可掉以轻心,     

李克强的“博鳌观点”

不论是"李吴会"还是主旨演讲,李克强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明年中央政府换届之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将致力于打造世界最大市场。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一落座,他就跟左右外国政要顺畅地交流,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日关系转圜后，两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的互访，双方确认发展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4月春暖花开之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0年后首次访口，必将对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产生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影响。     

亚洲大国的经验碰撞——博鳌亚洲论坛侧记

中国和印度积极主动争取支持,而日本诚心诚意提供技术,亚洲三大国将共同书写低碳经济的新篇章,带领亚洲各国超越双重危机,实现绿色复苏。     

论“法理台独”的“国际法形态”

“法理台独”的“国际法形态”是台湾当局借助“条约”和具有“准条约”性质的“非官方协定”等规范形式,为其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效力,臆造“台湾国家形象”的各类活动的总称。“国际法形态”的发展历程可分为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前的前导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的起始阶段和2008年至今的发展阶段。在前导阶段,台湾当局形成的“正式外交关系”和“实质关系”的并行模式为后续“国际法形态”的起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存策略”和“政治印象”;在起始阶段,台湾当局放弃一中原则,在相关规范中不再反对“双重承认”,转而谋求凸显台湾的“国家属性”;在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国际和两岸形势,台湾当局推动“国际法形态”的重点转向树立“台湾国家形象”、深化“实质关系”、以“域内法”弥补“国际法”不足等方面。总结其变化趋势可知,围绕“存在证成”这一逻辑主轴,台湾当局先后采取“中国代表权”“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三种博弈策略。可以预计,台湾当局未来可能采取“以实补名”“超越主权”“以小博大”等策略,继续推进“国际法形态”发展。     

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概论

中国，自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数千年沧桑一脉相承。21世纪曙光初照，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征途展现实现“完全统一”的前景。历史的启示、未来的召唤：中国完全统一，一定要、也一定能早日实现。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如何界定当前的国际体系?这一体系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哪些影响?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都是中国学术界和外交界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单极体系,在所有国际体系中,单极体系对崛起国家构成的挑战最大;作为崛起国家,中国有必要客观认识自身的处境,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单极体系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     

深度解密“奇袭白虎团”——《奇袭白虎团》英雄严伟才原型杨育才讲述奇袭经过

1964年6月,京剧《奇袭白虎团》赴京正式演出,轰动京城。首场演出时,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前往观看,给予高度评价,并与全体演员合影。8月,毛泽东也在北戴河观看了《奇袭白虎团》,还亲切接见了剧组人员,并以“声情并茂”评价这台戏。从此,《奇袭白虎团》蜚声华夏。     

论反对“台独”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十分重要，也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需关注的首要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响台湾问题的内外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问题已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2000年5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执政后，台湾分裂势力更加肆元忌惮地推行“去中国化”和“渐进式台独”活动，并试图以“宪改”方式谋求“台湾法理独立”，     

“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

本文将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PSH)理论和"基本人际状态"概念应用到中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型与《尚书.禹贡》描述的"服国"模型、"朝贡体系"模型以及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型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国家形式"服国"的特点及其与"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国家形式以及中国人独特的"政治经验"。作者的分析表明,基于"伦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验可能暗示着一种比现代国际秩序更高、具有某种"后现代"特点的国际秩序原则。     

联合国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支持中东和平公共论坛”综述

2003年12月18日,由联合国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支持中东和平公共论坛”在北京好苑建国商务酒店召开。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教授和联合国巴勒斯坦权利委员会副主席、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法哈迪先生(Amb.Ravan Farhadi)共同主持,来自中国、美国、巴勒斯坦、以色列、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来自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者不仅回顾了中东和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而且关注该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呼吁国际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和平支持,建议发挥国际组织和公众的力量,督促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     

2003年两岸关系回顾

2003年的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在趋于越来越复杂的同时继续沿着两个轨迹发展，一方面在祖国大陆推动和台湾社会各界配合下，两岸交流成就非凡，实现两岸“三通”成为两岸的基本共识；一方面由于陈水扁提出“2004．年3月进行防卫性公投”、“2006年12月完成台独制宪”、“2008年5月实     

中国外交中利益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关系

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是国家外交理念的基础,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外交中较多关注价值判断,对具体的国家利益判断则表现得不甚清晰。从总体来看,中国外交并不缺乏气势宏大的战略规划,如“一边倒”理论、“双反(反美反苏)”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怎样在规划未来的过程中有效维护现实国家利益,则一直显得不足。从历史上看,中国重义轻利的思想根深蒂固,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导致我们对利益尤其是国家利益有所忽略。我们有宏大的蓝图,但缺乏具体的利益精算。我们习惯于“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从抽象到具体,从大到小;…     

论美国海权之路中的外交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海权是“权力”内涵的延伸,即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在海洋上的延伸和拓展。     

两岸关系四项因素

两岸关系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视野，一个长程的观察，一个战略的考量。《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其影响便是战略的、长期的。某种程度上，《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已把两岸关系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有所约束、更为复杂的相互纠缠阶段。有四项因素将决定或影响这一阶段两岸关系的互动与未来的架构。     

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危机的成因分析——一种“斯德哥尔摩现象”的解读

由于遭遇特殊的历史情境，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伴随着“台独”势力的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不断推动“去中国化”，长期遭受心理绑架的台湾民众出现了认同危机，如同“斯德哥尔摩现象”里的被绑架者，其自我定位和“国家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