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神学”概念探讨与辨析

＂汉语神学＂的提法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处境提出的一种神学发展道路,它是从现代性的背景下对基督教神学在汉语语境中的发展方向与可能性的思考。本文从＂汉语神学＂的概念赋义范围及＂汉语神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开始,尝试通过梳理＂汉语神学＂范围划分争议来展现＂汉语神学＂在人文学与神学两条路线上存在的张力,探讨对＂汉语神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划分,并对＂汉语神学＂这种立足于人文学路向发展基督神学的概念与＂基督教研究＂、＂学术神学＂的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     

“高大全”与“红光亮”之新解析

＂高大全＂与＂红光亮＂的研究始终是学界的议题,前后也似有冰火两重天的境遇。通过分析＂高大全＂与＂红光亮＂的历史建构,探究蛰伏于其表象之中的神格化与审美趣味的民族化的本质内涵;从艺术与政治二个主体语境的不同阐述,对＂三突出＂＂高大全＂给予差异化比较与分析。     

需要什么样的政绩

政绩，在当今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比如“政绩工程”几乎可以和“面子工程”或“劳民伤财”划等号。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所谓政绩，就是领导干部施政的成绩。对官员要求政绩，和对学生要求成绩、对员工要求业绩是完全一样的。不能因为考试制度不合理而导致学生把出成绩和考高分划等号就说学生不应该出成绩。同样地，不能因为有些领导干部把“政绩”经念歪了就说不能讲政绩。     

以历史维度审视汉语言修辞格的古今关系

修辞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学现象。修辞格是人们在组织语言,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特定功能,并被社会所公认的,符合一定类聚系统要求的言语模式。本文拟通过对比喻、借代这两种汉语言学中最典型的修辞格的历史考察,阐释古汉语修辞格和现代汉语修辞格的关系。研究表明,传统观点认为,两者是本末继承和发展拓深的必然关系。另一方面,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置于整个语言学发展历史中予以考察,两者又蕴含着的＂进化论＂的非必然性。然而,古代汉语修辞格与现代汉语修辞格间的这种既必然又偶然的矛盾关系是在时代发展的特定要求下加以调和的。深入理解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间的关系,对文言文的结构把握与语意理解有着重要作用。     

华人之窗

国际汉语语言学会第一届国际汉语语言学会不久前在新加坡正式成立。著名的汉语学家王士元教授和丁邦新教授被选为该学会的正副会长。该会秘书处设在美国加州大学。美国加州大学的王士元教授指出,中国语言学是传统的学问。国际汉语语言学会的成立,使中国语言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第一次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门户。王教授希望通过国际汉语语言学会的活动能促进世界对中国语言学的认识,瞭解到中国语言学也是研究文     

浅析“城中村”治安问题成因及其治理策略

为了给＂城中村＂的居民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应有的保障,应针对现有＂城中村＂的治安现状及特点,深入剖析治安问题成因,结合实际工作制定＂城中村＂治安管理的策略：要提高认识,协同管理;搞好＂两个结合＂,即管理与服务的结合、内控与外控的结合;处理好＂两个关系＂,即处理好人防与技防的关系、短期与长久的关系。     

文学史观的失误与拯救——以1912—1949年文学史为例

当下文学史研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文学史观内存的缺点外扬出一些裂痕,其中之一在于放逐了＂民国文学史＂,破坏了中国文学史体系完美性。造成此类局面的原因一是学人遮蔽了＂民国文学史＂在时空上的绝对性,二是丢失传统的名实观,残酷贬谪＂民国文学史＂。笔者在此纠昔日观点之偏误,并从语言学角度论证＂民国文学史＂建树的正确性。     

“人户分离”问题与社区建设——以广州荔湾区为例

本文以广州荔湾区＂六普＂资料为根据,就＂人户分离＂问题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荔湾区＂六普＂数据显示,在户籍人口为主的管理体制下,＂人户分离＂现象普遍,易诱发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失真、流动人口公共需求难以满足、居民生活便利性受阻等问题。＂人户分离＂问题的治理,除依赖＂顶层＂部门的制度与工作配合外,属地化社区人口管理服务机制与具有暂时替代意义的有关机制建设,是化解问题的主要策略。     

中国现代文学的农民表述

从＂五四＂到＂延安＂,中国现代文学的农民表述经历了一个由抑到扬、由俯瞰到仰视、由悲悯到崇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既受制于表述者的话语立场、文化属性、时代语境甚至审美趣味等意识形态因素,更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思潮的重要动向——从对西方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追慕到对本土文化、农民文化的回归与认同,而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农民表述美学转型的深层动因。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个体量词“口”的产生与发展

从历史角度描写了个体量词"口"的产生与发展。考定了个体量词"口"最早产生于汉代,后代主要沿着"替代型"和"形状型"两条途径发展,中古时期较为活跃,到了近代汉语则有所萎缩,只有部分用法沿用至现代汉语。在描写的基础上,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其产生、发展的原因作了解释。     

叙事学视域下的民族文化外译探析

拟借助文学批评中发展已较为成熟,然而却极少参与民族文化翻译批评的叙事学理论,以民族翻译实践中的译例为研究对象,分别从(1)语境,(2)"前结构",(3)"参与者重新定位框架设定"叙事学中的三个概念论述叙事学视域下的民族文化外译,旨在彰显叙事学对民族文化外译实践及其批评、赏析的借鉴指导作用。     

愿景：引领成长——企业愿景设计的“小”与“大”

企业家共有的第一品质是——他们通过明确、清楚地表达和沟通,使＂企业愿景＂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这是针对美国90位最成功的企业家的一项调查,得出的引人深思的结论。那么,何为＂愿景＂？＂愿景＂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5版）的解释就是：＂所向往的前景＂。＂向往＂发自于心中之＂愿＂;＂前景＂建立在未来的＂景＂况。     

论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汉语思维

学界的争议很多是语言的争论,民法学研究面临语言学的转向问题。汉语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纽带,中国民法典应当采用规范的汉语。学界应当凝聚法学和语言学的智慧,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思维,梳理民法术语的使用频率,打造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正在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采取了"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违反法律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表达,而这种表达不符合汉语语法。"侵权行为"是"民事行为",但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这在汉语语境下是无法理解的。"合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法律概念,具有中国汉语文明独特的优势。中国民法典编纂应当强化汉语思维,扩张"合同"的概念,突出合同法的地位,采取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依次递进的民法分则结构。     

从“快乐女声”看商业文化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

＂快乐女声＂是继＂超级女声＂之后在国内再次掀起了一场大型电视平民选秀节目活动。＂快女＂的受众对象主要是青少年群体,青少年在这一节目活动中除了获得名利双收外,更多的是受制于商家和媒体的操纵与诱导,进而成了给媒体带来高的收视率和给商家带来滚滚商机的＂牺牲品＂。＂快女＂火爆的原因,除了青少年自身因素外,其背后的商业力量也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成人社会应该更加重视青年文化,尤其要正确引导青年流行文化向主流文化方向发展。     

“生态”的意义谱系

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态＂与＂家＂的意境紧密相连,它不仅指称整体、系统的关系,更暗示着一种＂生生＂的状态。＂生＂与＂仁＂、＂和＂是同位一体的,在儒家的伦理系统中,往往用＂仁心＂来诠释生生之德,从而使天道、物道、仁道、人道在生生之道中合而为一。＂态＂从华夏文明的思维特征上看,与中国传统的＂象＂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文化渊源上说,受儒、道、禅的浸润,＂态象＂涵摄、贯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全体。＂生态＂的本体意义便可以从＂生＂与＂态＂的辩证关系中作出相对的言说。     

浅论“Positive Face”和“Negative Face”的内涵及译法

对于人际交往中礼貌系统和策略的研究业已成为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西方学者Browm&Levinson(1978，1987)有关Negative Face(通常翻译为消极面子)和Positvie Face(通常翻译为积极面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中的脸和面子二者之间的区别、量化关系、个人脸值与社交脸值、个人面子与社交面子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对中国人所说的脸／面子与Brown＆Levinson所研究的Face内涵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的差异和通行译文的不正确处，提供汉语中“Positive Face”和“Negative Face”两词的参考译法。     

论“微时代”背景下“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微时代＂与＂90后时代＂的交叉影响下,＂90后＂大学生群体希望保护别人,使别人受到益处的倾向通过微博的影响力得到彰显,但是其对他人缺乏理解和尊重,成熟度不高这些问题也在＂微时代＂背景下扩大化了。这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发挥大学生主体性和营造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为手段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意思表示＇解释”的语用学透视——语用推理的维度

＂‘意思表示＇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其目的是为了发掘和确认案件事实,确定法律推理中的小前提。而对当事人的言语行为进行解释,实质上就是一种语用推理的过程,即如何在特定语境中理解话语的意义。本文以合同为例,透过语用推理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综合运用了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语境原则等方法和理论,展示了语用学方法在法律推理中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自然力价值化”与“人力非价值化”——商品的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矛盾运动中的两种现象

要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需要从劳动的私人性质和社会性质、商品的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中来认识商品价值的形成与劳动的关系,需要将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力因素考虑进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源泉认定范围。在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原则之下,以社会劳动来确定具体商品的社会价值时就出现了＂自然力价值化＂和＂人力劳动非价值化＂这两种现象。价值化的自然力形成自然力剩余价值,成为技术先进企业大量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     

论贾谊的“道德说”与“性命”论——兼论贾谊以“理”为本对儒学的重构

贾谊的《道德说》素称难解,他以＂道德说＂为纲领建立起来的＂性命＂论也少有人系统研究。贾谊之＂道＂与＂德＂均有双层内涵：其最高层次的＂道＂是＂物＂之存在的运动过程,是＂治乱存亡＂的所以然之迹。其最高层次的＂德＂则是＂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之＂理＂,是儒学化了的真正的＂形上＂本体。＂道＂、＂德＂、＂物＂的这种关系,不仅把老子的道本论置换成了理本论,而且开了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先河。贾谊以＂道德＂说建构的＂性命＂论,表达了＂命＂虽可认识而不可尽知的定命论思想。政治追求遇挫后,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定命论又转变为悲观主义的委命论。由于贾谊的＂道＂论遗落了老子＂道＂的＂自然＂价值,故不能为他的委命论提供哲学保证。贾谊的哭泣至死就与他这种悲观主义的生命情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