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活力

<正>中国需要继续出发,如何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如何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也和政治、经济和社会是否能确立"新常态"联系在一起。去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在所作的报告《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强调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在2014年11月2日,在福建调研时,他又提到了要"激发社会活力"。中国亟待激发社会活力,这已形成了执政高层的"问题意识"。     

改革进入深度博弈期

<正>从2014年"两会"后开始,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深度博弈的阶段。其中有利益之争,有价值观之争,有权力之争。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自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日渐清晰。因此之故,对于2014年,有的人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有人更加形象地称之为"历史开始了"。以2014年全国"两会"为标志,在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背书"之后,这个社会的执政阶层和全体人民已经正式向改革的深水区走去。     

社会治理改革的原则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改革有了全新的理念。社会管理偏重于强     

新一轮改革中的权力重整

中国的各项主要权力正面临重新整合,总趋势是向中央最高层集中。地方政府如何从"开发总公司"过渡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除了强调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同时公布了一系列与经济体制相关的改革外,观察人士注意到的另一最大特点是:通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高层机构,整合中央一级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权力,以及通过加大地方事权上移等方式,加大中央在央地关系中的权力比重,中国的各项     

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至今大多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并且取得伟大成就的和平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根本大战略裨益,并且在世界政治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有其坚实基础。然而,中国大体上依然缺少狭义的软权力,特别是其中关于基本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软权力(或曰最大的狭义软权力)。与和平发展密切相连的和谐世界理念基于四大要素:世界政治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中国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经验;中国的世界秩序理想;中国的大战略需要。"国际责任"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而当前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形势——重要的新麻烦迅速多样化增生和分散化表现——蕴含着中国正在面临的意味深远的新挑战。目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就是要鉴于中国目前内外瓶颈问题的一大共同来源,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的发展模式。     

寻找中国活力——社会活力的压抑与释放

中国需要继续出发，如何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如何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也和政治、经济和社会是否能确立“新常态”联系在一起。 去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在所作的报告《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强调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在2014年11月2日，在福建调研时，他又提到了要“激发社会活力”。     

“降成本”的改革路线图

正在一个"高成本时代",政府展开的改革路线图是比较清晰的:以政府的"放管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释放社会经济活力。因为直接触及了利益格局的切割,以"降成本"为导向的改革也正在真正走入深水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成本社会"。怎么办?首先需要再次明确的是,这个"高成本社会"是有特定内涵的。简而言之,就是相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和民众的收入情况,企业、创业和民众生活的成本过高。这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竞争     

改革呼唤政治家

这是一个需要并可能造就优秀政治家的时代。他们必须倾听时代的呼唤,也要保证中国这艘巨轮能够平稳前行。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平台期,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升级乏力,法治与维稳并存,市场化改革面临倒退的危胁。社会期盼新的活力出现,却又担心动荡带来的巨大伤害。社会上呼吁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对应的政治改革的声音也进一步加强。毫无疑问,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仍是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的政治人物。人们     

改革的自信与自觉——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正>自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先生感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到三十五年前邓小平同志断言"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之于中国成为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抓住全球化机遇来释放制度活力和人民创造力的不二选择,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中国改革,通俗地说就是围绕"太阳"公转。这个"太阳"就是世界大势,现在讲就是全球化。如今,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改变。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既定条件,本身具     

告别暴力

社会暴力为什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市场的手段,即等价交换;有法治的,司法来裁决各种纠纷;有政治的,以政府权力来进行管制或"自由裁量"。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式多多少少都出现了问题。市场竞争中有欺行霸市;司法裁决有时得不到尊重和认可;政府权力亦不时扩展"自利性",与民争利,在推动一些工作的时候甚至有借助灰色力量(包税、社会"闲散人员"等)的现象。     

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权力和权能配置不合理,公共权力和职业权力因缺乏有力制约而被滥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根本上解决复合性社会矛盾,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使得公权力能按规范的轨道运行。     

为什么聚焦县委书记?

聚焦县委书记,反映了有深刻的矛盾要化解,需要"顶层设计"有所作为,对于基层治理有通盘考虑,不能简单以基层来转移怨气;另一方面,县级政权规范权力运作的改革需要早日走出试点阶段,普遍开展。     

流动社会中的向上流动

<正>分层和流动,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市场经济的出现,为社会的分层和流动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现时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也即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却是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结果。最近流行的法国学者皮克提的著作就论证了这个问题。如果金钱再与权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会扩大并固化社会的差距。必然抑制社会的活力,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在中国,1949年以来,社会分层和流动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     

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如何用制度藩篱将公共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致出现滥用和越界,是西方国家反腐败历程中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其做法和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必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中国的国情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进行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的设计。我们要打造的"制度笼子",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提高"四自能力"为关键、规范用权行为为重点、扩大党内民主为保证、健全制度为根本,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坚持齐抓共管,不断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文人论政的权力困境

有政治关切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何处置?知识分子要获得其立言的独立性、批判性与超越性,似乎必须与政治权力保持一种疏离甚至对抗的关系,但知识分子立言的根本意图又在于改造政治和社会,并非仅仅停留于生产一堆"批判性的话语文化",那么知识分子似乎应该要寻求与政     

被“做局”的中国信仰

中国信仰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社会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使信仰体系能够超越、出离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捆绑,使信仰成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其次,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权力就是权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关系与它们之间应当有一道制度设置,绝不相互混淆,乃至强力干预。     

系统论视野中有组织地教育未成年人研究——兼谈社会权力介入家庭教育的边界

在"系统理论"视野中,未成年人教育是一个有机组成系统,其中家庭教育是这个系统的一个互动单元,而"社会权力"介入则是这个系统中的另一个互动单元。有组织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就是使系统中各单元间形成良性互动。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介入这两个互动单元的结构安排,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育的基础,"社会权力"介入是家庭教育的补充,二者泾渭分明,又相互渗透、影响和转化。"社会权力"对家庭教育的介入应当有其边界,遵循自愿性、补充性、不得已性及自律性原则。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两个单元的良性互动、协调配合是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     

秀才改革的迷思

<正>在谈到中国改革时,要区分两类知识分子。于建嵘说,"历来的政治社会变化,都需要知识分子提供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的正确性说明,他们还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当中国的官方知识分子提供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改革也很难提供一个全民的共识。"于建嵘说的"官方知识分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不能被称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跟文字和知识打交道的人"。虽然于建嵘尝试区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知识分子和官方知识分子,但是,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上,用知识分子在改革中起重要的作用来划分。第一,提供改革正确性的背书;第二,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     

“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权力转型与“敦克尔克撤退”

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