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一种认识的态度。传统的理论总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充斥各种利益追求和政治目的活动,是各个阶级自我防卫和相互攻讦的角斗场;科学则被看作具有不偏不倚的立场,它“唯真理是趋”。因此有人提出要“强化科学,淡化意识形态”。这种流行的观念本身就是科学意识形态的表现。本文拟揭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区别于其它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的“纯客观”的假象,以达到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自觉。     

论全球化时代青年政治理性的培育

政治理性不但是一种精神现象,还是一种认知和行事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青年采说,是否具备政治理性,是关乎自身的发展、国家的安定团结、国际声誉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的重要因素.为此,政治理性的培育已成为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国家间正义--国际关系伦理学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简要分析了国际关系伦理研究这一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领域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 ,初步概括了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政治的若干基本伦理问题以及基于不同国际伦理传统和经济背景的主要理论分野 ,并就构建一个旨在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视角、国际处境和利益需求的“国际关系伦理学”分析框架提出了几点看法。     

党和国家典礼活动的人民立场

党和国家典礼活动坚守人民立场。典礼是聚合人民的主要政治途径，将人民作为主要参与者聚合到典礼的全流程，并与人民进行政治仪式及政治心理互动；典礼是服务人民的特殊政治仪式，既服务于人民追忆历史和表达政治理想的“政治需要”，也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诉求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典礼是“教化”人民的重要政治资源，通过党纪国法的威慑以及唤起集体记忆，强化人民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意识，通过塑造国家符号提升人民的爱党、爱国情怀。     

“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国家利益”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通过视频、图片的分析,引导学生识记国际关系的含义、内容和形式,理解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2.能力目标:通过对国际关系的解析,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判断国际社会政治现象的能力;提高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知识运用的能力。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对中菲对峙事件的探讨,培养学生关心祖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命运的民族责任感,树立维护本国利益     

转型期我国公民政治认同变化的趋势与特征

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社会转型对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政治认同客体发生了公民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方面积极的变化;另一方面,使政治认同的主体得到利益认同、理性认同与积极认同等良性发展。     

价值视阈中的政治认同：一个基本的分析视角

目前学界对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采用利益分析法,但利益分析方法面临认同客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冲突、理性与情感层面的碰撞、多元利益博弈、＂承认的政治＂等的挑战。本文认为,价值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变量,多元价值冲突是现代政治认同困境发生的根本原因。政治认同困境的消解呼唤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构,而政治认同归根结底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因此,从价值视角审视政治认同有利于对传统政治认同分析路径的反思,对于政治认同重构提供了方法论的意义。     

习近平人民中心观的形成逻辑与基本内涵

习近平人民中心观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这一思想的形成有其逻辑必然性,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在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其形成的实践逻辑;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传承与提升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习近平人民中心观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人民立场观、人民主体观、人民力量观、人民利益观、人民导向观、人民评价标准观。习近平人民中心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及对中国国际社会战略的启示

当今国际社会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社会化和国际社会问题政治化、权力政治和权利政治共存竞争的全球性国际社会。这启示中国应当在坚持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原则基础上,以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与塑造和谐国际社会为目标,更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在融入中做到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并重,保持一颗平常心和自信心,灵活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着力处理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政治中的理性与欲望--对一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回顾与思考

从政治与人的关系来看,人自身的理性和欲望对于其政治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西方历史上,众多的思想家对政治中的理性和欲望进行过很深入的探讨,构成了一个鲜明的思想传统。在系统地梳理这个思想传统后,我们发现其也有不足的地方,可从政治角色和政治层次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分析。     

“碳关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析——碳政治理念下的国家利益博弈

＂碳关税＂作为一种与碳排放有关的政治经济博弈手段,根源于正在欧美蓬勃兴起的＂碳政治＂理念,服从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其各自的国家发展战略。碳关税在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战略利益分配关系。本文试图从欧美不同的＂碳政治＂理念的形成出发,分析欧洲和美国在其特定＂碳政治＂理念主导下针对＂碳关税＂问题的不同立场,揭示各国在碳关税背后的利益博弈。     

政治认同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建构

意识形态在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对社会成员发挥着引导、动员、凝聚的功能,为政治统治提供论证和辩护,是凝聚人心,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培养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自觉认同,增强人们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目标。在经济全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个体理性反思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境下,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坚定立场,增强四个自信;加强理论研究,增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关注受众的切身感受,增强意识形态的感召力;重视个体的理性反思能力,增强反思性认同。     

中日关系视角下的我国青年政治教育发展探究

日本地震折射出了我国部分青年在中日关系上非理性的政治心态,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怨。只有超越历史,理性的审视中日关系,才能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也给我国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对当代青年加强国际政治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注重冲突式和体验式教育方法的运用,并不断优化政治教育的网络环境。     

和谐世界的构建原则与路径探析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联为一体,变世界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地球村,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国际社会一般利益以及对这种一般利益的种种挑战。这种国际社会的一般利益以及对它的挑战,使传统国际政治现实主义面临困境,也为和谐世界观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再思考——从利益角度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路径

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难度加大。对此学术界有一点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更加复杂多样,原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着眼于解决单一利益关系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已经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与此紧密相联系的一种态度和论调却不可忽视,即,有些人把对利益的追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降低的根源,试图从弱化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角度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性是排斥利益的,思想…     

儒家德治理论探源

儒家的德治理论是一个严密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行政架构建立和执政理念形成的理论基础。儒家文化是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周文化的思维方式、思维框架、话题内容、利益立场对于儒家的理论展开,起到了定向的作用。儒家之所以形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是与这种文化定向作用分不开的。     

哲理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

一、哲学把握的逻辑发展人对世界的哲学把握不是静止的,一次完成的,它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而必须放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要求我们坚持两点:其一是可知论观点,即人类理性对世界的哲学把握基本上能认知、能反映对象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其二是决定论观点,即人类理性对世界的哲学把握并非完全是随心所欲、自由选择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从两极到中介:走向持重与内秀的新世纪报告文学

新世纪报告文学进一步反映了作家们“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变化。即: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态度,既不是新时期前后的“两极对立”,也不是80年代中后期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是价值中立,持民间立场与冷静态度,在历史现实、民主政治、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等问题上,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这种价值与立场的中立,他们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能不为传统与成见所囿,也不被“权力”、“民意”和“舆论”所左右,相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见真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主流意识与权威话语的颠覆或解构。因此,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理性启蒙与话语模式等方面,表现出持重与内秀的风格嬗变。     

一个基础的辨析：何谓自由主义？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哲学论争如火如荼，然而“何谓自由主义”这个基本的辨析却被相对忽略。事实上，自由主义无论就其起源、所指以及代表人物而言都是歧义重重，亟须澄清。纵向而言，它可依其视阈和主题的重心转换而被划分为三个阶段；横断面上，它在其历史流变中贯穿着英国谱系与法国谱系、经验传统与理性传统的纠葛；与此同时，它又始终以对个人自由等的承诺作为内核的基本要素。马克思本人对自由主义的综合的理解和辩证的批判提醒我们，对自由主义既要避免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的粗疏，又要始终坚持一种总体的扬弃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