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割、工资效率悖论与劳动力成本差异——对外资企业加工出口优势的成因分析

从市场分割和保留价值角度,运用李实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劳动力流动模型和纳什谈判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市场分割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工资效率悖论、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密集程度是影响国有企业加工出口份额下降,外资企业加工出口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试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重形态——以“积累的社会结构”为分析视角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提出的不同历史阶段资本对劳动控制的不同形式,间接地折射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发展过程中的四种不同形态。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共同塑造的结果,既具有体现世界劳动力市场一般性的外生形态,也具有体现国内劳动力市场形成与发展特殊性的内生形态。内生与外生二重形态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决定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     

渝鄂湘黔边区统一劳动力市场构建探讨

渝鄂湘黔边区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区际分割和部门分割等多重分割,严重阻碍着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为加快渝鄂湘黔边区统筹发展,必须构建边区统一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规范、有序、自由流动,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促进统一市场形成;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区域整体规划与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和宏观调控;建立边区劳务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市场构建。     

对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的探讨

中国非正规就业面临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和劳动制度不规范、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成为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等问题。要从制定系统和长远的非正规就业规划和完善非正规就业方面的立法人手,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服务和增强劳动力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等,积极发展非正规就业,缓解中国城乡就业压力。     

市场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基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判断

对市场转型以来性别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围绕四种重要解释机制--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以及家庭责任展开。通过文献回顾,文章试图厘清市场转型以来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核心因素,全面呈现有关性别收入不平等议题的已有研究进展,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设想。     

关于教育劳动生产率的两种理论观点及其评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市场是单一、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教育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激进学派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假设条件下,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作用。本文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学派的观点都过于片面,本文不承认劳动力市场是单一、完全竞争的假设,但认为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假设条件下,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间接作用。     

歧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种解释途径——贝克尔歧视性雇主目标效用函数再扩展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建立在统一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新古典理沦无法很好地解释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和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性别、种族和部门歧视现象,运用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进行划分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本文通过对贝克尔歧视性雇主目标效用函数的再扩展,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雇主歧视的内在联系.     

试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

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地分割为农村就业部门、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和城市正规就业部门。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原因 ,使农村居民难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 ,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缓慢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低下 ,也直接降低了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我国大学毕业生待就业问题的成因及政策选择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我国经济体制与结构的转型,大学毕业生供需失衡,导致总量性失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需求脱节,导致结构性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备,导致摩擦性失业;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内部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的分割,导致自愿性失业。要解决大学毕业生待就业问题,当务之急是要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构建待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援助制度,并付诸实施。     

论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体制的演变及其流动规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策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国家对农业采取强制积累的政策,集中使用资金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同时,国家还做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低价分配城市福利、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了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就业体制也由此形成。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现阶段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还相当滞后,有些体制性与政策性障碍没有得到根本破除。尽管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进入了城镇,但他们在城镇中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其令人担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还难以实现真正平等的竞争。     

流动劳动力的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获得更多的收入是流动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为准确了解收入状况,文章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概况及特征,同时对影响流动劳动力的收入的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流动劳动力自身的因素、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劳动力短缺VS大学生过剩

2007—200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短缺——过剩——再短缺”的循环。2007年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劳动力全面短缺，劳动力成本急速攀升。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急速下滑，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失业问题引人关注。2009年春节以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约20％，出口滑坡引起出口企业大量停产、减产甚至倒闭，减少了100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     

2008年职业走势

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全国94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这94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75亿，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5.3%，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5195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3.1%。     

关于提高女性劳动者退休年龄的探讨

关于提高中国退休年龄问题,近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深入分析了广泛关注的几个因素:平均余命变化,世界的退休年龄变化趋势以及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制度规定下女性退休年龄偏低产生的低收益及退而不休现象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建议:中国应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结合劳动力人口变化趋势,采用小步渐进的方式进行调整。好处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女性退休后低收益问题,因而可以缓解退而不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劳动力市场供给。     

中国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变化的实证分析——基于1984-2012年的城市数据

基于1984-2012年186个地级市的视角,对全国城市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以及市场规模这四大因素在整个时期始终呈现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加大;环境因素从2002年开始才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负向影响;基础设施从1992年开始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作用;市场增长潜力的作用在整个时期都不显著。随后,从优惠政策、制度建设、人力资本等多方面提出全面改善自身区位因素,增强FDI吸引和利用能力的政策建议。     

对影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因素的解析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从1978年至2002年虽然一直保持在高水平的位置上,但是从总体上看,劳动力参与率呈缓慢下降态势,不过进入到2000年以后,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趋势开始非常显著。劳动力参与率的这种变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不同的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正确把握劳动力市场报酬和我国的贫富状况"、气馁工人效应"和"新增工人效应"、社会保障制度、教育状况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对于全面解析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型态,其形成原因是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造成的二元结构。在这种分割的市场状态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许多障碍,消除这些障碍,加快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和社会领域诸多矛盾的关键。     

2008年职业走势

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全国94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这94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75亿,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     

层次聚类分析法在数字鸿沟测度研究中的应用

通过对已有关于数字鸿沟综合指标体系、测度模型和结构模型等方面研究成果的总结、分析、归纳和演绎,确定了测度中国区域数字鸿沟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距离测度聚类和相关测度聚类的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地区2002—2007年的数字鸿沟指数进行了聚类分析;以海南、山东地区为例深入探讨了数字鸿沟指数排名变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制定的对策建议。     

促进公平、可持续的福利体系

<正>我们身处的时代充满了挑战,特别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应对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更加公平、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福利体系。经合组织国家福利体系面临的挑战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福利体系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未来几年,人口老龄化将会加大政府的预算压力。据我们预测,到2060年,医疗及养老支出将会从2007年的l3.9%上升至20–24%左右。相比之下,到2050年,在半数经合组织国家内,劳动年龄人口将会下降近30%,这会使社会保障的筹资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