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书”的权力病理分析

不清楚许迈永是否认为,组织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封闭的、自律运转的权力体系,而不是一个受人民委托进行社会治理的政治共同体。但他的种种行为,毫无疑问背叛了组织一再宣扬的价值理念。     

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特征

古代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政治实体组成的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内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多种政治实体，包括中央王国、独立的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实体等。这些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华夏体系、华夷体系和天下体系等子系统。古代中国体系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不同，是一种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强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观念分配对体系的稳定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析台湾权力结构与地方派系关系之演变

台湾权力结构是由“中央”、省市、县市、乡镇市、村里五个层级组成的统治体系。台湾地方实行不完全的地方自治,即集权“中央”统治下的部分自治与准自治。基本上,县市以下权力结构(村里除外)是民主政治的完全自治体系;台湾省与“院辖市”有不程度的部分自治,即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公共治理视域下制约权力腐败的历史叙事——《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问题研究》中的“多元反腐败体系”解读

一、公共治理视域下的权力腐败困境传统公共行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奉行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并认为良好行政的体制是等级秩序化的,人员分等级,接受政府核心领导部门首脑的政治领导。各级行政人员均为技术上训     

改革权力结构,防止“三权交易”

以议行监合一为主要特征的树型权力结构,是权力变异和腐败的总病根。彻底根治三权交易等腐败现象,根本出路在制度改革,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推行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不断完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     

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沃尔兹vs．米尔斯海默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权力被认为是确保国家安全的终极手段。但在权力积聚的安全效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催生了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导致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与沃尔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对立。沃尔兹认为国家会理性地将安全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不大可能追求权力最大化。米尔斯海默承认国家以安全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但同时强调权力是维护安全的惟一可靠手段,权力最大化是实现国家安全最大化的最可靠方式。无论是沃尔兹,还是米尔斯海默,其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在动力机制都在于无政府状态及其自助逻辑导致的“安全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争夺。     

权力转型与“敦克尔克撤退”

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中国“诗赋外交”的起源及近代发展

"诗赋外交"是指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即通过吟诗作赋,表达立场、传递信息的一种外交话语方式。它源于西周,盛于春秋,相承千载,贯穿古今,其间,"赋诗"方法、诗歌内容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以诗代言、赋诗明志的独特外交话语方式却始终没有消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诗赋外交至今发挥着独特的外交艺术魅力。     

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权力和权能配置不合理,公共权力和职业权力因缺乏有力制约而被滥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根本上解决复合性社会矛盾,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使得公权力能按规范的轨道运行。     

从上海合作组织看中国“新外交”的探索北大核心CSSCI

在新世纪的外交实践过程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包括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在内的一些新做法和新思路,被称作中国的"新外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的"新外交"在安全合作、经贸发展、国际秩序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具体体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涉及大国博弈、地区合作、经济发展与文明对话等议程。在多边框架下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国家间的务实合作,坚持与世界其他力量的对话而非对抗,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地区的繁荣,这些既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新外交"的发展方向。     

政治衰败概念的分析与重构——基于“三层次”概念建构法的尝试

亨廷顿和福山提出的政治衰败概念存在着结构欠缺的问题,应当进行重构。概念结构应当由基本层次、第二层次和操作层次构成,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实在论、本体论和因果论的理论。政治衰败以权力失序为本质属性,是一种不同权力之间可以随意且无障碍地进行相互转化的政治变迁形态;其基本层次存在结构性的政体隐患和过程性的权力互斗两个原因变量;其第二层次分别由政治权力内部失衡、政经关系失序、社会政治参与失控,以及权力主体高能动、公共规则失灵两组维度构成;其操作层次由16个有助于展示和分析因果机制的定性指标构成。     

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的比较研究——复合权力结构的视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分裂国家中,越南、德国、也门三国分别通过武力、吸收、一体化模式完成了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统一及其模式选择不是行为体取向单一发展的逻辑,而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横向上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结构两大内容,纵向上涉及全球、地区、国家权力结构三个层次。通过比较研究可见,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国家能否完成统一,而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国家统一模式的选择。该结论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试论“全球卫生外交”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

全球卫生外交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词汇。在国际学术界,对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作为该领域中的重要角色,中国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参与卫生外交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显著特征。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卫生外交虽属低级政治领域,但已经并正在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多方面的,需要调动各方面的智慧来积极应对。     

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中期,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权力结构初步平等化,委内瑞拉建立了由一系列制度和组织机构综合而成的体系"蓬托菲霍体制"。"蓬托菲霍体制"建立之初成效显著,社会中下层可以与精英集团共同分享石油出口收入,使委内瑞拉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强劲的内需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由于委内瑞拉企业家集团利用其集体行动能力和财富优势,以收买和经济政变方式收服政治精英集团,使用政治庇护主义网络控制劳工集团,并将弱势的城市贫民群体彻底边缘化,导致委内瑞拉的经济效率低下、外债激增、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危机,"蓬托菲霍体制"逐步走向危机和崩溃,委内瑞拉也落入发展陷阱。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关系性权力观的视角

关系性权力观认为,权力关系是行为体例行化了的互动与交易的产物。在权力关系中,并通过权力关系,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实现了关于偏好和预期的信息的互动,并完成了对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和事件的控制权的交易,从而获得了解决自身所面临问题的行动能力,同时还实现了对他者行动的影响、控制和支配。与关注权力冲突、压迫和剥夺一面的实体性权力观不同,关系性权力观看重作为不等价交易和冲突性合作过程的权力关系,强调权力关系的整合、使动功能。判断和理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必须首先对具体行动领域的权力关系进行知识的重构。     

最需要寻找的是权力边界——专访赵晓

“对,中国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边界,而且是非常需要。”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这样说。“到了目前这个时代,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公平和规范。一直以来,我们的改革注意经济发展而缺乏政治体制变革,而经济发展中又以工业为主,所以造成了现在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慢,这样一系列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