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

公共行政学有三种研究取向:解释性、诠释性以及批判性研究,其中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他们认为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能用主流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理论脱离实际倾向严重;基本的公共行政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研究方法极不严谨,研究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的对策思考,尤其强调要注意区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必要性、内涵与路径

本土化研究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最终目标和根本价值诉求,乃是在扎实深广的知识学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解释系统,并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学术理论体系,以指导行政实践,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和政府管理实践.为此,我们需要从建立一支本土化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力量;重视中国行政实践与学理资源,夯实研究基础;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完善行政学研究方法;以全面审视的眼光,批判地吸收西方已有的行政学研究成果等方面,推动我国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     

西方行政价值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综述

行政价值是行政学哲学的一个基础理论领域。自行政学诞生以来,西方行政学界对该领域的基本认识与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政治--行政二分法时期,新古典时期与新公共行政时期。二分法时期把价值问题与价值研究排除在行政学研究之外,新古典时期侧重于价值实现制度(过程)的研究,而新公共行政运动则强调行政工作人员对行政价值的个人责任。他们对行政价值研究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别,但他们对行政价值本身的理解则几乎是一致的,即他们所持有的都是主体价值论。     

构建民主与效率相协调的公共行政体系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视效率为核心目标,以单一价值为导向。而新公共行政学则批判了“效率至上”的原则,将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等多元价值纳入公共行政的视野中,并重新界定了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的概念。民主与效率是公共行政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当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协调好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创建一个和谐的公共行政体系。     

从“科学”到“哲学”:西方行政学价值研究的新发展

由于受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公共行政学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陷入了技术路线和管理主义的追求之中,形成了行政学价值研究的"科学"传统,使得公共行政学深陷于"内在逻辑困境"而面临着重重危机。在宪政主义学派的努力下,从新公共行政学派、黑堡学派对传统行政价值的反思,再到行政伦理学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学科的价值追求转型的作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哲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在西方行政学界开始兴起,进一步地对公共行政的"技术内核"进行质疑与批判,努力呼唤公共行政的精神与价值,从而推动了行政价值研究从"科学路径"向"哲学路径"的转型。在哲学视野下行政价值研究趋势是:对行政价值逻辑生成的更具体探究,对行政价值范畴体系的更合理构建,对行政价值评价机制的更科学设计,对行政价值异化现象的更深入考察,对行政价值实现机理的更系统研究。     

论行政伦理观

行政伦理观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是国家公务员和各级政府、各类行政机关等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行政伦理观以其深刻的內涵体现在公共行政的各个实践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实践价值;此外,行政伦理观还具有重要的行政学价值。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行政问责既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也是公共行政的一种制度安排,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承担道德、政治、行政以及法律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对我国因袭多年的官本位思想将产生巨大的冲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公共行政的道德诉求和责任理念.但是由于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尽管目前行政问责制已初有成效,但总体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解决.     

面向诠释性研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源流与知识重构

公共行政学中的诠释性研究在兴起之初借鉴了组织社会学的诠释范式,旨在倡导公共行政学从发现普遍规律转向理解特定行动意义,并重塑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倡导诠释性研究并不等同于加强质性研究,二者有着建构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哲学语境差异。日常生活的优先性表明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行政实践是经验上最直观的知识生产场域。诠释性研究从行政互动个案而非行政本质出发生产公共行政知识,诠释性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并且具备默会知识的特征。日常生活现实是公共行政知识面临的实践鸿沟,默会知识的缺位是实践鸿沟的明证。伴随着地方性知识合法性的确立,公共行政知识才可能真正跨越实践鸿沟。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     

问题研究: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问题研究既是行政管理学科产生的本源,又是其发展的基础和现实要求。当前行政管理学科问题研究的状况堪忧,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显不足。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与行政改革实践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是导致我国行政管理学"身份危机"的重要影响因素。要加强行政管理学科的问题研究,必须做到:明确学科使命,强化问题意识;扎根行政实践,直面真问题;拓展研究思路,提高问题解决能力。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反思及超越

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一是问题,二是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固然要重视对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对方法的过分关注导致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情结,忽略了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更造成了研究中方法对行政问题的消解。研究需要方法,但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始终应为问题服务。公共行政研究要通过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现实关怀、寻找符合行政实践情境的研究方法等实现自身的构建,进而超越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     

明诺布鲁克:反思与观察

新公共行政学在公共行政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的回应，新公共行政学者们对主流行政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并对当时的主流价值提出抗衡性观点。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意涵经由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1968年、1988年和2008年）而延续，尽管三次会议的背景与主题各不相同。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新公共行政的影响力仍然无法扩展至整个学科领域。     

2005年公共行政学研究综述

2005年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学科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方面专家学者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为了避免开中药铺式的简单罗列,本综述从以下方面对过去的一年公共行政学研究做了一个简单回顾:政府的行政能力、公共政策、人事行政、公共行政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研究、公共管理前沿问题等。     

论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向

纵观一个多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由前期公共行政学走向后期公共行政学,再发展为近期公共行政学,即公共管理学。这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逻辑展开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改革要求而做出的一些积极回应和调整。虽然就范式来说,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向,但公共管理学蕴含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形态,即服务行政范式。只有服务行政范式占据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才标志公共行政学真正实现了范式转向。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研究综述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行政伦理学和行政学著作,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该书的基本特性是反思性、开创性、可读性和乌托邦性等。其主要贡献为:它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行政实践模式及理论给出了确切的历史地位,并提出了未来公共行政的模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提出了“在公共行政领域拒绝权利”的主张;建构了公共行政的道德框架,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坐标。该书引起的争论问题主要是:如何超越官僚制;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供给;“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值得商榷;道德能否制度化等。该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存在反复重叠之处;行政权力道德化的提法有些偏颇;谈及制度道德化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对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区别没有具体论述等。     

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兼论公共行政学方法论的统一性和差异性问题

公共行政学的历史也是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不断诞生,各流派之间争论、互补和共同发展的历史.公共行政学曾因西蒙和沃尔多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而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思想危机和认同危机.上述危机与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知识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及其统一性"问题缺乏合理的回答紧密相关.如果从公共行政知识类型出发,将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划分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技术设计方法论流派、评估研究方法论流派、诠释主义方法论流派、批判主义方法论流派,进而寻求这些方法论流派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可以发现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公共行政研究方法论框架.     

反思视域下的政治与行政:行政学的元命题

中国行政学在表面繁荣下存在着身份危机,本土化不足是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加强行政学的本土化有利于中国行政学获得其学科尊严,更好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非常重要的命题,可从功能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进行审读。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历经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直接或隐含的逻辑起点均是从功能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认可或重新认定,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的元命题。对行政学元命题的本土化便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吸收和本土化改造实现对这对元命题的超越,从而有助于缓解直至最终摆脱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公平与效率是西方行政学说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讲求政治与行政二分,研究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管理效果;而公平导向下的新公共行政学讲求社会公平,研究如何发展公共政策以促进公共利益。但正是在这两种取向间的摆动,促进了西方行政学说的发展。从西方行政学说不同发展时段的理论成果、学说特点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来论述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