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是母亲 台湾是游子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平潭岛距台湾新竹仅72海里,是祖国大陆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省份。福建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台湾现有人口中祖籍在福建的约占80%,其余大多为广东籍。自古以来闽台关系十分密切。从古文献记载上看,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生活在福建的“闽越族”曾“浮海”到台湾。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     

全球环境变化视角下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环境史目前已成为一门热学,从全球环境变化的角度来审视这门学问,一定会有不少的启迪。环境史研究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研究的对象,环境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廓清自然环境的变化,进一步讨论人类社会与变动着的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二是学科属性,环境史从属历史学范畴,"史"是历史学占优势的论述概念,环境史主要依赖文献记载进行研究;三是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可归结为三大命题,即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分析方法;四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统的研究手段、理念都不敷应用,这需要从其他学科(包括理科)借助新概念和新手段,才能促使环境史发展成熟。     

“火耕水耨”新解——对稻作文化起源的再认识北大核心

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种植水稻在《史记》《汉书》等文献典籍内早有记载，其后一直到唐宋时期的文献中还有所提及。此农耕模式跨越了人类早期社会与有史料可凭记载的不同时空范畴，对探讨稻作文化的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纵观此前有关稻作文化起源方面的研究，对“火耕水耨”的相关记载与考古发掘的取证相互联系不甚紧密，使得有关稻作文化起源研究长期处于久疑不决之困境。若能借助民族学有关文化类型演替的理论与方法，在此前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有价值的突破便可期可待，我国南方各族先民在稻作文化起源中所作出的贡献亦可获得可信验证。     

情系教科的副委员长路甬祥

在对路甬祥副委员长进行人物专访前,记者查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资料。据文献记载:路甬祥是我国著名的流体传动与控制专家。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流量检测     

东汉南朝文献中所见高句丽称貊问题探讨

关于高句丽的族源、族属问题,学术界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高句丽出自秽貊的族系,其根据为记载文献称高句丽为貊或秽貊,通过分析记载称高句丽为貊或秽貊的文献后,发现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均为不友好或战争状态下的称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称高句丽为貊是蔑称,这恰恰符合了时人貊言恶的思想观念.     

论统战学科二、三次文献的开发

论统战学科二、三次文献的开发黄冬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按其内容的加工程度，分为一、二、三次文献．一次文献是人们对已创造的知识进行第一次加工（固化）而成的可传递的文献，又称原始文献．通常是由作者本人直接记载其科学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的...     

黄帝与嫘祖神话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来看,黄帝与嫘祖所在的轩辕之国和轩辕之丘与岷山关系密切。嫘祖作为蚕神,后来又兼为道路之神,是由于她的名字中含有"祖"字的原因所致。蚕女神话最初不是产生在蜀地,后来,蚕女神话和蜀地发生了粘连,并传播到了蜀地而为蜀人所接受。     

印度尼西亚中医药文化发展简史

东南亚的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早期中外文献有不少关于南洋群岛中医的记载。在印尼,中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并逐渐被当地民众吸收,融入当地的医疗体制。中医在印尼的发展得益于印尼华侨华人的积极推动,尤其是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中医机构的建立与合法化是其在印尼发展的重要因素,东盟中医机构之间的相互交流也促进了印尼中医的发展。中印尼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医成为两国经贸交流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     

现有技术抗辩现行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现行法关于现有技术抗辩的规定仅适用于在先产品抗辩。对于在先文献抗辩,其成就条件应修订为:被告产品具备在先公开文献记载的现有技术的全部技术特征,在先文献所载技术具备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对在先专利之外的其他在先文献记载的现有技术范围的界定,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     

唐代少数民族碑刻述略

唐代多民族共融共存,互相交流融合,产生了大量少数民族碑刻。主要有单种民族文字碑、汉文与民族古文字碑、多种民族古文字碑及少数民族汉文碑等种类,蕴含着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边疆史、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文化等研究价值,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中少数民族的内容记载少、缺乏公正等缺陷,为民族古文字碑刻文献及语言文字的研究提供参考。     

“考勤”起源于何时

<正>我国的考勤制度起源很早,但当时的考勤主要是对国家官吏而言,至于考勤表的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当不晚于清代。清初,国家官吏实行坐班制,每日办公皆在衙署。至乾隆中,此制渐弛。清人昭琏《啸亭杂录》卷十记载,军机大臣和珅擅权时,曾经自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后来,有许多官员也呆在     

考霸伯盂铭文释西周宾礼

《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记载了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一件霸伯盂。其铭文中记载了周王派使者蔑历霸伯之事，内容涉及西周时期的宾礼。霸伯孟铭文中记载之史料及其相应的西周宾礼为以往铜器铭文所未曾有。铭文记述了傧礼、贿礼、俎礼及赠礼等一系列前后相连贯的西周待宾礼仪，可与《仪礼·聘礼》等礼书互相发明．证明《仪礼·聘礼》的记载于史有据，亦表明西周早期宾礼已相当齐备。同时，该铭文所记西周宾礼在仪节过程、所用礼物及礼节具体程序上都与《仪礼·聘礼》有不同之处，这表明西周早期礼制尚未定型。作为传世文献补充之作．霸伯孟及其铭文对研究西周礼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属领关系——对后宏期藏文文献中关于汉藏关系记载的考察

自元朝开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理体系之中,后宏期①藏文文献中关于汉藏关系的大量记载,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证明了藏族在历史的演进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历史成员和现实成员这一事实。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中,所体现的藏族自身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属领关系的认同,实际上也反映出藏族精英对藏族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巩固所做出的光辉贡献的一种自我肯定。     

犀牛与普氏野马: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论质疑

西方后现代主义虽然以其反本质论与反理性中心论的观念对西方文化形成一定冲击,但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可无条件推崇,特别是福柯等人的“文化不可通约论”仍然未能脱离西方中心观的窠臼。据中国《尔雅》、《诗经》等古代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文化思维中早就存在关于动植物的科学分类观,中国古代文献中早就有关于犀牛、野马等欧洲知之甚少的动物记载,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原始分类”的曲解和关于西文化思维的“不可通约论”的谬误,我们应反思与重新评价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尝试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建立共同话语的可行性。     

试论“殷礼”与“宗礼”

周初文献记载有“殷礼”与“宗礼”,历来学者有不同解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铜器铭文、文献所载“成王周公之命祀”及封建诸侯等史实作了新的考察,认为“殷礼”指殷人之礼,“宗礼”指周人之礼,这有利于对周初相关史实作进一步的认识。     

中拉关系昨与今

早在200多年前,法国汉学家歧尼(J.de Guignes)根据我国《梁书·诸夷传》中有关扶桑国的记载,首次提出了中国人可能比哥伦布早一千年就已经到达美洲的观点。而无独有偶的是:在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出土的一些文物的图案和样式,同中国的出土文物很相似;墨西哥等国古代印第安人的传说,风俗习惯,建筑物的设计与中国也较相似。有文献记载的交流活动是发生在明清时期:当时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和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墨西哥、秘鲁等国侨居经商或做工。以上证据足以说明我国与拉丁美洲各国交往由来已久。而近一百年来中拉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以下便分阶段的回顾一下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     

"巴"义新考

"巴"的内涵,学者众说纷纭,然皆有疑问.文献记载、民俗资料和出土文献表明,白虎是巴族的徽记,但并非出于图腾崇拜,而是为了彰显民族的勇武.故"巴"有两义,作为动物是"白虎"之意,作为族名乃"打虎匠"之意,二者联系十分紧密.     

彝族呗勒大宗初探(下)

七、呗勒与阿者的关系 呗勒与阿者,各有疆土,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呗勒与阿者的关系为同宗——姻亲——役属——承袭的关系。 在周秦之前的我国西南部族中,希慕遮是一个人数最多,势力强大的部族。这个部族发展到笃慕俄之时,分为6个大部族,即彝族先民之六祖。这6个部族中,据彝文文献记载,他们都以笃慕俄为共同的始祖,武部之祖慕雅楛与乍部之祖慕雅怯为同母所生,是两个最亲近的同宗部族;陋部之祖慕雅赛与侯部之祖慕雅卧为同母所生,是两个最亲近的同宗部族;宓部之祖慕雅克与默部之祖慕雅齐为同母所生,是两个最亲近的同宗部族。从先祖关系的角度来说,呗勒为宓部慕雅克之后,阿者为默部慕雅齐之后,呗勒与阿者是同宗关系。     

清初周家口经济的繁荣原因初探

大量资料和文献记载证明,历史上周家口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五方杂处,万商云集,商业、手工业繁荣兴旺,曾和朱仙镇、道口镇、社旗镇号称＂河南四大名镇＂,名声显赫一时。探究其繁荣兴盛的原因,对今天周口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研究与其同时期的其他商业城镇的兴衰也有典型的借鉴作用。     

唐代诗僧广宣诗名论析

唐代诗僧广宣中唐时期在文坛上颇为活跃,曾与当时诸多知名文士有过诗文交往,其诗歌也受到了这些文士的一致赞誉,但后世文献有关广宣的记载却对其形象多有贬抑。依据唐代社会以及后世有关广宣的文献资料,结合留存的广宣诗歌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广宣的诗歌在中唐文坛的确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形象之所以被有些文献贬抑,主要原因是他的僧人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