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京都议定书》下的碳排放权交易

《京都议定书》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机制。本文在阐述碳排放权交易的性质以及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完善进行了述评。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机制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现有国际法机制促进了减排活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要更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完善现有国际法机制。     

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合法性分析

欧盟建立航空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行为虽然引起广泛争议,但该行为的实施有其完善的区域法律及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法基础。鉴于航空活动的特殊性,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发挥其协调作用,推动航空业温室气体减排的多边谈判,通过制定多边协议,既能统一管理航空活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又能同时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切实落实"共同而又区别"的责任原则。     

气候变化控制法律政策——以《京都议定书》为视角

全球变暖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方面、多层次的,急需我们的特别关注。《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国际性限制排放温室气体的法规,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迈出了自救的第一步。纵使《京都议定书》的意义非凡,但是气候变化问题所牵涉领域的广泛性、利益的复杂性以及议定书自身的局限性为＂后京都时代＂的发展带来了重重困境,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参与,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才能为地球筑起生命的防线。     

追溯与寻明:国际法视角下的碳排放权单位研究

自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市场化机制建立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交易量大幅提升,成交金额不断攀升,市场化机制在夯实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争端与纠纷日益增加,国际多边环境公约调整下的碳排放权机制部分地在WTO体制下进行规制,成为众多学者的憧憬。碳排放权单位体现的既不是GATT框架下的"产品",也不是GATS框架下的"服务",而是在经济上反映出特殊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属性。然而,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商提供服务的行为契合GATS金融服务要求,因此交易商可依据GATS享受跨国服务领域中的最惠国待遇,并可将与WTO规则相关的争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实现环境争端解决的规范化、法制化。     

后京都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效力即将到期,后京都时代的来临,各国急需通过谈判确定后京都时代中采用的减排合作模式。本文着重分析了后京都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所出现的重要问题以及进行国际合作时所采取的方式。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及其立法跟进

推行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和统一,存在着诸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系立法效力等级不高、碳排放权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合法性问题、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不公平、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制不畅等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促进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必需跟进的立法包括:对《宪法》中"资源"概念进行立法解释;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制定配套行政法规、规章,如《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与分配条例》、《碳排放配额拍卖规定》、《国家碳市场交易机构管理办法》等等。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日本在应对这一问题时起步较早,已经初步形成法律机制,而我国还停留在国际政治博弈层面,尚未列入立法议事日程。本文指出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二大国,我国应该着手研究相应法律对策并考虑制定相关法律,研究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机制对我国意义重大。     

排污权交易与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交易产生是人类为解决环境问题提出的一个创造性的构想。《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使排污权交易成为了全球范围的一个环保准则。因此,我国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步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     

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法律机制之构建完善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渐增加，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极大的威胁，如不加以限制，后果将不堪设想。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构建完善包括碳交易、碳税等有关低碳经济的制度成为国际法及国内法律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     

法眼评说碳金融之二:解读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上一篇文章将碳金融界定为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金融方法的统称,认为其包括银行绿色信贷、低碳项目直接投融资、温室气体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的创制和交易等诸多子类型。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又是碳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关键所在。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如     

合作与牵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机制及其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的热点话题,各国在参与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东京议定书》中都在积极寻求制高点。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控制和实施方面,国际社会体现出合作与牵制两种表现,牵制是在谈判中的牵制,谈判是相互牵制的谈判,这两种表现中,合作是目的,牵制是手段。发展中国家要在2012年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处理好合作与牵制的关系,我国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处理好控制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与牵制的关系,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从《京都议定书》生效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

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已正式生效。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将会影响我国环境立法尤其是气候立法。本文从《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出发,提出用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议定书生效对我国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有的气候立法变化的体系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完善我国现有气候变化法律提出了若干建议。     

从排污收费到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一种财产权视角的观察

目前在理论上处于弱势的排污收费依然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占据主流,而在舆论上不断高涨的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却迟迟没能进入实质性运转.为了有的放矢地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有必要深入挖掘二者的理论基础.丹尼尔在哈丁解决“公地悲剧”思路的基础上提出“自由获取悲剧”理论,试图挖掘财产权的基础并提出解决地方性环境问题的方案.在我国,排污收费制度主要以环境物品的公共所有权为基础,而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则以公共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并存为基础,并且企业对环境物品的私人所有权主要通过有偿方式取得.排污收费制度在我国已遭受诸多诟病,而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取决于权利配置是否合理、监管是否到位、市场是否成熟等因素.     

环境公共治理框架下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一个文献综述的视角

碳排放交易制度目前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它同时也是环境公共治理框架的一部分。本文以文献综述为视角,首先整理与分析了学界对于环境公共治理基本理念与基本机制的主要观点,进而指出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框架构建与制度设计时,应当遵循环境公共治理框架,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的多元善治体系。     

透视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是《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规定的三个机制之一。从清洁发展机制的谈判背景可以看出该机制是南北妥协的产物，但也不能否认，这项妥协加速了《京都议定书》的诞生，而且，清洁发展机制能得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有一个低成本和高效益的经济动因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南北“双赢”的局面。     

气候问题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初探

本文从碳排放权交易的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气候问题的演变及处理原则,并分析了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的实例,结合我国的困境,以期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促进我国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思考

<京都议定书>是各成员国为应对全球变暖达成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的环境协议,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谈判的第三阶段将面临减排的压力,温室气体减排主要取决于相关行业的发展和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情况.企业的环境责任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刚刚兴起.培育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完善企业环境责任理论,探索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相应机制以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与社会环境效益的双赢.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法律风险防范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合作以完成其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灵活履约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与不负有量化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合作．以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减少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从而获得由该项目活动所产生的“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这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框架下京都议定书的分析

本文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结构和核心内容的分析,并结合其下的《京都议定书》对排放限制的相关机制进行了阐述,随着排放贸易的开展,认真理解该《协定》的相关运作机制,对确保未来我国的经济安全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