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我国刑法对一般缓刑制度的立法存在缺陷,表现在一审判决后判决没有生效之前被告人又犯新罪和缓刑开始后发现被告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的处理,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新罪的处理,以及缓刑宣判后能否立即释放被告人和对缓刑犯判处附加刑的刑期计算等方面.刑法学界为补救这些立法缺陷提出了各种思路.     

缓刑适用中的数罪并罚问题

缓刑判决尚未生效又犯同种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缓刑期间又犯新罪能依据刑法第69条规定数罪并罚；缓刑期满以后发现漏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新罪能构成累犯；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新罪的，缓刑不能撤销，如果新罪还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只需要对新罪直接作出处理。     

缓刑考验期不能“并罚”

某法院判决认定宋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对以上判决中缓刑考验期的确定是否正确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两个缓刑考验期起点是一致的,性质一致,缓刑考验期应为最长考验期,如上述案例中的缓刑考验期应为二年,此为吸收说。第二种意见认为,两个缓刑考验期应分别逐一执行,即两个缓刑考验期相加,正如以上判决的观点。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应存在两个缓刑考验期的问题,应根据数罪并罚原则对主刑刑期确定后再考虑是否执行缓刑。     

关于对宣告缓刑期满后又犯新罪人员规定从重处罚的几点法律思考

对缓刑期满后又犯新罪的人员立法机关应规定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文章因而对从重处罚规定的必要性加以论述，并提出这种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应与现行法律保持一致性。     

两位老人捍卫法律尊严

被告人孙林宽犯循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被告人姜国良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半……”     

缓刑撤销程序化构建的初步思考

根据《刑法》75、76、77条及相关修正案,缓刑撤销有三种情况,根据漏罪、根据新罪和根据"技术性违反"。新罪和漏罪必须经由刑事诉讼程序确定,因为一个与原来刑事诉讼程序处置的不同罪名、刑罚的新刑事案件被确定是撤销缓刑的前提条件,即撤销缓刑也会历严格刑事诉讼程序,其可以被视为一种缓刑撤销的程序化构建。本文拟分析最后一种情况,因"技术性违反"出现的缓刑撤销的程序化构造问题:习惯法与国家法两套法律规则在运行逻辑上表现出一对矛盾关系,国家机关撤销缓刑的裁定既合法、同时又不合法。此举赋予了国家机关合法侵害缓刑犯的权力。因此,未来关于该制度的修改应注意限制司法机关的这一权力,即对缓刑撤销权以刑事诉讼程序化的方式限制,进而有效保障其合法权利。     

司法判决后发现漏罪如何处理——针对缓刑考验期满后的情况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情形,即有漏罪。由于缓刑考验期已满,对于是否撤销缓刑,是否对前罪和后罪予以数罪并罚,司法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文章试图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构建罚金刑缓刑制度

由于各犯罪人的财产状况不同,相同数额的罚金刑的判决会产生实质意义上的不公正。由于我国缓刑制度在立法上并未规定罚金刑可以适用缓刑,导致罚金刑的适用困难重重。因此,对罚金刑缓刑制度立法的完善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刑罚体系的发展。     

中国重拳打击商业贿赂——各地治理商业贿赂新举措

天津曝光首起商业贿赂案。日前，天津东丽区法院宣判了一起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该市某高尔夫俱乐部一位利用职务便利收取他人好处费的工程部经理因犯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被处以刑罚，相关行贿方一并获刑。33岁的被告人程某原系该市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工程部的经理。2004年11月至12月间，程某负责监督该俱乐部地热利用工程和供暖外网工程。在工程调试验收期间，程某利用自身职务便利，两次收取了施工方某地热供暖工程公司工程部经理李某给付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万元，并用其中的1．6万元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后，法院判决被告人程某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犯职务侵占罪处有期徒刑9个月：决定共执行有期徒刑3年。判决被告人任某犯职务侵占罪，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判决被告人张某犯职务侵占罪，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论我国缓刑变更制度的完善

缓刑的变更包括缓刑考验期的变更和缓刑的撤销。我国缓刑变更制度尚存很多缺陷,应借鉴缓刑制度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增设缓刑考验期的缩短和延长制度,完善缓撤销制度。     

我国现行缓刑制度的不足及其展望

缓刑制度是一种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的规定做了较大修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表明我国的缓刑制度又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如此,我国缓刑制度仍然存在着立法规定的缓刑类型过于单一、没有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缓刑监督考察的规定有待完善、缓刑撤销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等问题。完善缓刑制度,应在立法上增设新的缓刑类型;明确缓刑的监督考察机关,建立一支专业的监督考察队伍;完善缓刑监督考察的规定;对缓刑撤销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     

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由于立法的限制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作用，未成年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建议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包括：在侦查阶段对未成年被告人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以法律援助的律师为主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和生理调查；明确援助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发挥援助律师在缓刑制度中的作用，以期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对公民的批评、举报不能动用刑事手段

5月17日，山西省稷山县法院作出判决：薛志敬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此前，薛志敬的同案疑犯杨秦玉、南回荣因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这意味着备受舆论关注的稷山三名科级干部“诽谤县委书记案”最后一名被告人一审审判结束，此案暂告一个段落。     

国内外大事记（2008年11月16日-2009年1月15日）

2008年11月17日。周正龙因犯诈骗罪、非法持有弹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相关报道参见本刊2008第1、2期和第6期）     

我国缓刑制度的几个问题

缓刑宣告不属于刑罚裁量制度 ,而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过于原则 ,应予以具体化。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有漏罪的 ,不应一概撤销缓刑 ,而应当区别对待。战时缓刑并非独立的缓刑制度 ,而是缓刑适用的一种特殊状态。     

论我国缓刑的适用对象

整理某法院近两年来的部分案件,抽取其缓刑和部分自由刑案件的样本,用以了解缓刑的适用情况,包括适用缓刑的主要罪名和适用缓刑的主要情节,由此反思我国缓刑适用对象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过多、缓刑适用时对犯罪人犯罪前的具体情形没有足够的考察。为完善我国缓刑的适用,应增加对过失犯的缓刑适用,加强监督,严格把关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     

论刑事禁止令的性质、适用原则及法律后果

禁止令是指强令管制犯或者缓刑犯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实施某种行为的一种法定不作为义务。管制禁止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缓刑禁止令具有与监禁刑关联的属性。禁止令适用的基本原则有"必要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后者包含关联性、可行性和不得重复禁止等三层意思。管制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与缓刑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不可相提并论。对管制禁止令的违反是对刑罚执行义务的违反和抗拒改造的表现,不属于犯罪行为,故不可能引起刑罚后果;对缓刑禁止令的违反,表明不执行原判监禁刑的法定条件消失,从而引起执行原判刑罚的后果。     

关于“预交罚金”对量刑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14年全国范围内敲诈勒索罪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预交罚金会对被告人的量刑产生从宽处罚的效果。这种从宽体现在具有预交罚金情节的被告人更可能被判处较轻的刑种、较短的刑期以及适用缓刑。预交罚金不仅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和基本的形式逻辑,更会对被告人造成明显的不公,建议最高司法机关明确禁止在判决宣告前预交罚金。     

捡卡提款者吃官司

在江阴市某花店打工的戴某,去年11月10日在建设银行江阴市虹桥分理处ATM柜员机上,捡到吴先生遗忘在该处的一张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后,居然试出了该卡的密码,立即持卡在该分理处柜台提取人民币10000元,在另一家银行江阴市纺织市场分理处ATM柜员机上分4次提取人民币4000元。这个年仅22岁的泗阳县男子,因涉嫌犯信用卡诈骗罪,于去年11月14日被江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近日,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戴某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确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决被告人戴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缓刑制度中恢复性司法机制的构建

缓刑是一种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运作过程中均存在诸多弊端,尤其是缓刑制度中恢复性司法机制的缺失严重地制约了缓刑制度的应有功能的发挥。鉴于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取向具有趋同性,可以考虑在现行缓刑制度中引入恢复性司法机制,以期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