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就这样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文化建设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对此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深刻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②因此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制定中的义利之辨

如果说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么立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也必然会涉及“义利之辨”所包含的法律与道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三方面的关系。如果立法在这三方面没有慎重处理,则不仅会增加执法成本,而且使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从德国鲁尔的经验看资源性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

世界上资源性地区,在发展中大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期——资源大量开发引起的经济高涨期——资源枯竭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期——经济转型期,成功者再度腾飞,失败者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地衰败下去。这似乎成了资源性地区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难道所有资源性地区,都不能逃脱这一“规律”,都必然经历痛苦的衰败期?德国鲁尔地区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只要资源性地区未雨绸缪,做好当今和未来的统筹发展,就会保持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一、鲁尔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分析鲁尔区是目前德国最大的工业区,也是世界最重要的…     

法律的道德性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之争贯穿于整个法理学的发展,富勒认为法律是具有道德性的。哈特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是相分离的,但承认存在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场争论的最终目标还是放在如何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一落脚点上。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律的道德性必然会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启示。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考

这似乎是一个耳熟能祥、毋庸置疑的命题。如果我们多问一句———“什么样的理论”联系实际 ;如果再加一句———理论联系“什么样的实际” ;如果接着问下去———理论“怎么联系”实际 ,或者干脆一口气问到底———“什么样的理论怎么联系什么样的实际” ,这是不是一个回答起来颇费周折的问题 ?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写出一部哲学专著也许仍会“意犹未尽”。如果简单一点 ,将二者以“意识”与“存在”相喻 ,仿照“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的范式 ,那就变成了“实际决定理论” ,“理论反映实际” ,这个范式也许并不准确 ,但也差堪相比。…     

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如何认识和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一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论。本文在对“法律道德同一论”、“法律万能论”、“道德至上论”、“道德法律均衡论”等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律道德论”，相信会对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有促进作用。     

道德观念变革的正确导向

市场经济的启动与拓展已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大势。在看到它活跃经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经济生活中的商业欺诈、伪劣产品、剽窃商标、坑蒙拐骗等经济行为屡屡发生,也着实让人头痛。这里,有经济运作、法制疏漏、行政管理上的问题,也有道德方面的问题。即使是经济、法律、行政问题,背后也隐含着道德问题。实践表明,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而又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鲜明道德导向。如果说“新教伦理可以引发资本主义经济”的话,那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古今中外，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从命令到权威——读《法理学的范围》

从学术敏感度的视角来看,奥斯丁的“命令说”,相对于那些针对此学说展开批评的评论家们的理论,还是毫不逊色的。无论从认识论意义上还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法律都无法摆脱道德的“纠缠”。如果固执地生拉硬扯地去单独认识他们中的一个,答案将不是完整的。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以及“恶法亦法”的思想,毫无疑问锤炼了人们对法律的权威性的尊崇。这一学术贡献也是对西方思想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价值一元论的继承。     

追问道德的法律承担——以“虐猫事件”为例

“虐猫事件”显示了网络强大的道德强制功能,更引发了法律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深度思考,特别是对道德的法律强制实施的关注．法律对道德的承担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必须注意合理性限度。法律对道德的过多承担会造成法律对道德的取代,也会戕害法律本身。     

婚姻关系中忠实义务的法理分析

婚姻关系中忠实义务不是从来就有 ,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过程中产生 ,是人类理性的体现 ,诚实信用原则在婚姻关系中 (特别是夫妻关系 )中概括性的体现。忠实义务既是一个道德问题 ,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因为基于婚姻关系既是伦理的共同体 ,又是法律上的共同体这一双重属性所致。但是必须提出 ,忠实义务既不是“从一而终” ,也不是双方的“卖身契”。忠实义务是夫妻双方平等所负的义务、责任 ,违反忠实义务 ,就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基督教境遇伦理中爱的意蕴——评述约瑟夫·弗菜彻的境遇伦理

人们在做出道德决断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律法的规范中，但事实上在很多特定的境遇下，遵守法律却又与践行道德相矛盾，面对两难困境，道德主体该做出怎样的选择，美国学者约瑟夫·弗莱彻提出了“爱”这一境遇伦理学的至关重要原则，其实质是把绝对的原则——爱，与境遇的估计和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进行的道德决断。     

“内圣”能否开出“外王”？——略论儒家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儒家政治能否现代化取决于一个问题：“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对此，人们从正反两个方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那么，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我们回归原始儒家就会发现，道德与政治虽有联系，也分别有其独立的自性，因此儒家“为政以德”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内圣”既没有生发“外王”，也没有遮蔽“外王”，而是成全了“外王”。既然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一种策略，那么儒家政治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策略调整的问题，亦即将政治的归于政治，道德的归为道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在仁的统摄下，道德与政治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市场制度是否挤出道德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研究现状与展望

市场化程度是否会对道德偏好产生挤出效应?这是一个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普遍关注的前沿问题,对此至今仍难以取得一致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研究无法将市场制度与其他相关因素如收入、教育、法律和文化分离开来观察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现存的集体主义村庄为此提供一个科学观察的极好际遇,从而为中国经济学家最终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传统政治道德对以德治国的意义

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当然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关于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而传统政治道德则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如果能在当前新形式下弘扬我国传统政治道德中的有益成份,必将对当今的反腐倡廉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能更加顺理成章地落实江总书记“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执政战略。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行政道德及其调控机制

<正> 一、行政道德的内涵及其功能 1.基本内函 行政道德是行政主体的一种道德规范。掌握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其活动与社会运转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行政管理作为一种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严谨的科学的管理,遵循着管理者自身和管理对象的运动规律,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行政体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除了制度定位、法律调整之外,还需要道德加以规范。恩格斯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在行政主体行使管理职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施具体的计划、决策、组织、协调和控制等管理过程中,必贯穿了其特有的道德规范—行政道德,行政道德是自有国家以来就存在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较特殊的职业道德,它也是我国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在强调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时特别指出:“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利用职权谋私。”行政道德因     

承认规则下法律体系的自治性和开放性

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是客观描述法律现象的必然结果,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又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以建构描述性法理学为己任的哈特来说,正确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是其理论体系成败的关键。借助承认规则的概念,哈特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法律体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的立足点。     

伦理,如何进入“治理”

"伦理治理"有三义,一曰"以伦理治理"和"伦理即治理"属于传统治理范畴,"对伦理进行治理"是现代条件下伦理进入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伦理治理"的关键是立足于"问题治理"或"难题治理"。核心内容是对伦理与法律、伦理与伦理、伦理与道德、道德与道德、道德与法律这五种相互冲突的伦理问题或难题进行治理。如此,才不会错失"伦理治理"面向难题、求解问题的现代性本义。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现代争论

道德和法律是两个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体系 ,但两者的关系却是哲学界和法律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著名理论———托马休斯 -康德模式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新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争又将这一问题再次突显。现实和理论的双重需要都要求我们一方面为道德与法律划定基本界限 ,另一方面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难题作出细致的分析 ,对有关行为方案作出谨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