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未富先老”

中国20世纪的人口问题是数量问题,而21世纪更为严重的将是人口结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中,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不光是目前单一的“人多”,而是“多”、“少”、“老”并重,即人口总量多、工作年龄人口少、人口老龄化三个特点同时存在。     

我国“资源诅咒”现象存在性及相关财政政策选择探析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我国总体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情况的比较分析来看,我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还难以确定,但对省级数据的研究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在一些省份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要破解资源诅咒,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从财政政策角度,可以通过改进和完善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方面的机制和政策来实现。     

从“一五”到“九五”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提前一年实现。1956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1639亿元,比1952年增长60％左右。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0.65％,1962年与1957年相比,国民收入下降了14.5％;1961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为了继续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再用3年时间(1963—1965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条件。     

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 “逆势而动”保增长

2008年,从经济周期看,是热冷交汇的一年;从发展增长看,是调整转变的一年;从宏观调控看,是本轮高速增长五年来最困难的一年。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经济逆势而动,仍然获得了8%以上的增长,仍然实现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关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考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面奔小康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强政策导向,有效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作用。     

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迄今仍未取得明显效果,直接原因就是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担忧一次次地干扰了“调结构”这一长期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别让对经济短期减速的忧虑妨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可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最为迫切的事情。为此,中央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约束地方政府以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热情,并引导地方政府实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形象”，成为展示国家新形象的重要因素

近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数篇学者关于上海世博会的评论文章,其中有观点认为,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是中国文化形象的一次提升和展示,这里要凸显的是文化新形象。中国历来不缺文化形象,比如龙文化形象、长城文化形象、青铜器文化形象、方块字文化形象等。现在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新形象,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与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     

“人口红利”的作用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人口红利是＂对经济影响和人口变化的新视角＂,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也是一个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人口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并且＂人口红利＂现象就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并加以很好地利用,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转变为真正的现实＂红利＂,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但＂红利＂往往与＂债务＂相对应,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此应科学推动收获＂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金砖四国”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在调整，作为新兴市场领头羊的“金砖四国”拥有全球42％的人口，世界经济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如果四国保持过去十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预计到2050年，四国的GDP之和将超越除加拿大以外的西方六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集合体。     

未来天津经济快速发展的对策思考

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而目前的国际形势又抑制了出口的增长。因此，针对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主要矛盾，我们仍要实行以扩大内需(投资与消费)为主的发展方针，并把扩大内需与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对外开放、加速城镇化结合起来，采取综合性措施。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试论“十二五”低碳经济转型

“十二五”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低碳的经济发展既是目前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约束。     

“结构失衡”的反映

巴曙松在2008年9月22日香港《经济导报》上撰文指出:放眼中国,各种原因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在少数。比如进出口总值占GDP总量60%以上,这是内需型和外向型经     

告别“低工资”时代

“低工资”换不来高效率 “低工资”被一些人自豪地作为经济优势而津津乐道，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根本不能成为国家赖以持久发展的依托。国际经验表明，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和一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借助“低工资”政策，依靠低端技术，粗放式地利用资源，制造初级产品，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会创造巨大的商业积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防止“官出数字” 先防“数字出官”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在该刊撰文指出,从操作层面看,防止“官出数字”的前提条件是防止“数字出官”．即,不再让官员仅仅凭借统计数据、甚至仅仅凭借统计造假获取晋升。这一目标的实现,可借助于两大措施：其一,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从其内容而言,就是要既注重考核发展速度,     

“资源诅咒”与经济增长困境:结构升级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拓展经典理论,重点关注了"资源诅咒"效应对区域经济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资源丰裕地区资源产业的发展反而使要素累积非常有限,由此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分区域比较发现,由于技术等方面条件的落后,高资源禀赋地区中间品制造业行业越发展,对上游资源禀赋的粗放开发利用越多;反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能更好地达到规避"资源诅咒"效应的目的。     

经济告别“高增长”时代

多重复合红利创造增长奇迹在过去10年问,中国宏观经济实现的“高增长、低通胀”组合堪称“世界奇迹”。之所以称之为“奇迹”或“黄金时代”,是因为在所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期内维持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是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间享有多重复合红利。第一,前所未有且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开放红利。中国加入wTO以来,正好赶上了欧美主要经济体经济的持续繁荣（至少延续到2007年）,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进出口贸易从2002年开始实现超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