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非制度化现象初探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伴随着人类制度文明演进的历程，制度化是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人类社会不同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制度化程度及形式不同，而以权力有限和公民权利保障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则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一次真正步入制度化的实践。从理论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具生动鲜活的制度化特征。然而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中国社会同样产生着大量的非制度化现象。如何看待和怎样消除这些非制度化现象是中国制度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动力机制

当前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参与途径,导致参与的秩序混乱且效率低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化能够有效化解这一问题。尽管政府和公民都认识到公民参与制度化的重要性,但制度化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制度化动力严重不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动力机制在于:公民方面,以公共利益与公共意识共同驱动;政府方面,以公共利益与民主意识共同驱动;非营利组织方面,以公共利益和整合意识共同驱动。     

论制度化整合的方式

在现代民主条件下,制度化整合是政治整合的基础,也是为政治冲突制定运行轨道的政治机制。制度化整合的精髓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规范和管理,但其前提是尊重民众意志和选择。在制度化整合的诸方式中,议会整合是制度化整合的基础,官僚制整合是政治稳定的核心机制,政党整合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力量,减压阀整合是释放社会压力的安全机制。     

论现代志愿行动的制度化发展

作为一项崇高的社会服务事业,志愿行动是志愿者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各种志愿行动有序开展需要各种制度来规范和激励志愿者的行为。制度化是志愿行动的重要发展趋势。有效的制度安排包括:志愿行动的支持制度、志愿者的权益保障制度和志愿行动的社会回馈制度。就中国目前而言,推动志愿行动的制度化发展必须在加强志愿行动的立法和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注册管理、加强志愿者组织的规范化管理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新政协运动与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建构论析

新政协运动在实现协商建国的同时，也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向领导新中国的制度化、法律化转换。从“五一”口号提出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新政协运动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了人民政协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阶级阶层和人民团体的制度化平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全面领导，不仅确立了党的领导基本制度体系，而且成为五四宪法和现行宪法的蓝本，从而建构了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于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也历史地熔铸于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     

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变迁

比较欧美和东亚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和民主化的变迁,是认识政党制度的一个有效视角.宪政架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大众传媒状况构成了政党制度特色及其运作的基本的外部条件,而从以忠诚为价值取向的群众型政党向以忠诚和"问题"为纽带的全方位政党的转化是建立稳定而民主的政党制度的重要的内部条件,欧美和东亚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是其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存在较大差异的基本原因.无论欧美还是东亚,都要根据这些基本条件以及发展阶段在各自的政党或政党制度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或者说在竞争性与合作性政党关系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是政党制度高效运作和提高自己的制度化与民主化水平的一条基本路径.     

共产党的执政软实力、公信力及制度化能力

用软实力理论分析政党政治现象,可形成执政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研究框架。从比较政治看,软、硬实力的区分对共产党长期执政意义非同寻常。新形势下共产党遭遇的挑战更多来自于软实力方面。公信力直接影响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格局与效能,是执政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由共产党与中国国家政权的紧密度、与社会结构的契合度决定的,也是由执政公信力在变动社会中面临比较严重磨损的现实决定的。根据现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基本原理,共产党的执政公信力建设在根本上可转化为制度化不信任体系的建设和有效运作能力,也即政治制度化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收入低下、城乡二元体制、政治文化落后以及城市主流市民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政治参与主要还是非制度化形式。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其由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     

利益组织化可以有效地化解群体性事件

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其根源就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高度分化的利益没有获得合理的组织化和代表。因此，实现利益组织化可以有效地化解群体性事件。政府肯定利益组织化的正当性，并在制度设计上保障利益组织化以及正确定位在利益组织博弈中的角色，可以保证社会的平稳的安宁。     

权力监督为什么这样难——兼谈对监督的制度化思考

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自律的作用是有限的,靠个人自律来实现政治清明是不现实的。他律为主,自律为辅,用制度规范和约束行为,以他律促进自律,这是反腐败斗争必须摆正的辩证关系。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化研究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行评估是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文章对当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评估相关工作进行梳理,认为值得对此作进一步研究。根据我国目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评估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评估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应遵循的原则,并借助相关专业理论,构建起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同时论及相关的评估方法。     

法律制度的亲情化与亲情的法律制度化——“亲情”、“法理”及“钟摆模式”

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制的转型、变革的过程也就是法制现代化的过程.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完成了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型."情理法"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惯性力量,在"乡土社会"与国家制定法一道规范、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理与亲情将在同一个场域之下,相互追求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