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遭遇激情

一个流窜乡间的窃贼，小偷小摸破坏了乡村社会的和谐。一名“勇敢”的治保组长用扁担将其“绳之以法”。当田间地头的村民为“罪有应得”的盗贼之死感到欣喜万分时，除暴安良的“勇敢者”却被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了。于是，广大群众怀着对窃贼的痛恨对勇敢者的敬仰，向政法机关递交了联名信，请求法外开恩。最终法院判决治保组长故意杀人罪成立。     

董开军：司法公信需要良好的司法环境维系

司法公信出了问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是内外原因交织作用的结果。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司法公信萎靡的现实，我们不宜简化为主因、次因之论。辩证地看，内因或基础也好，外因或条件也好，都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事物的发生发展，既是自身运动的结果，也是既定外力施加影响的结果。就司法公信凸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而言，有司法者不公、不廉的一面，也有司法环境不佳、不利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各算各的账，不应混为一谈。讨论司法公信低落或缺失的成因，需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内因或基础方面的事情归结为社会问题或司法环境不佳；二是把外因或条件方面的事情归结为司法自身问题或司法不公。     

监听窃听若采用 司法审查当先行

在当下社会公众对职务犯罪(尤其是贪腐犯罪)痛恨心理的影响下,任何有助于侦破职务犯罪的新型侦查手段的采用大都能为民意舆论一至接受,因此,当最高检领导透露包括监听、窃听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有望适用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之后,舆论的反映大多给予肯定,认为这极大地丰富检察机关侦察职务犯罪的手段,强化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     

关于司法行政基层工作参与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政法机关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司法行政基层工作,如何立足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笔者经过调查研究,     

“司法决斗”的现代隐喻 从宪政视角解读司法改革论争

2008年岁末,一则"决斗"的新闻"惊艳四座"。55岁的郴州老汉彭北京在几家知名论坛,向湖南郴州市中级法院院长李晓龙和执行局长郑建华下达"战书"。他在《决斗书》中提出,要在当地最热闹的广     

“人情社会”中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处理方式探讨

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何种关系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和效果,建立一种专业的服务关系是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必须的,然而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由于特殊的过去和案主特殊的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于案主建立关系时容易产生"多重关系"的伦理困境。本文从人情社会与社会工作伦理对建立关系的需求的对比出发,探讨在现代中国社会,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与案主建立合适的专业关系。     

莫让人情“孵”败——人情消费当还礼于礼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到天津等地就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与此同时，中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四次对两节送礼发出禁令。有媒体分析，中央此举意在贯彻党的十八大反腐倡廉精神，防止在国庆、中秋等重大节日期间“四风”泛滥回潮。     

“最后一个流氓”遭遇中的法意与人情

牛玉强是否会被顺延刑期至2020年,他的牢狱生涯能否提早结束?法意与人情不仅是天平的两端,其实,更大的平衡来自于法意与人情背后的司法完善与人情通达。毕竟,法律的核心是教人向善,而不是以利剑穿心。     

从南平校园惨案看“有尊严的生活”与可接受性司法

关注南平校园惨案的人，想必都会注意到，有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郑民生供述其作案动机是，“工作无着，没有住房，恋爱失败，受身边人员闲言刺激，感觉社会不公，结果报复社会”，这一点也得到了郑民生同事和邻居等人的证实。换言之，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中“恶劣社会影响”的判定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恶劣社会影响”是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造成重大损失的表现形式之一。“恶劣社会影响”的概念相对抽象、概括,如何认定易受主观评价尤其是媒体舆论等因素影响。“恶劣社会影响”是一种非物质性损失,具有不可测量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实际影响。实际存在“恶劣社会影响”只是成立相关渎职犯罪的必要条件之一,最终是否构成犯罪,还需要具备渎职行为、行为与“恶劣社会影响”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等要件。此外,应坚持相当性原则对“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进行评价,对“恶劣“”社会“”影响”等要素予以准确理解和把握。     

按照“四新”要求，开创南京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2005年南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4000美元左右,2015年达到10000美元),要求把坚持解放思想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

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追求良善社会的永恒话题.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各国司法都具有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司法的政治性及其制度表达决定于“政治国情”,而司法的运行则诠释与实践其政治性所承载的各种政治价值与需求.由于当代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党政体制及其政权组织结构,我国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由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司法在实践中又表现为向法治性回归的演进趋势.因此,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与法治关系表现为体制上的“政法模式”和司法运行中的“法政模式”并存的鲜明特征.     

扎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促进司法行政工作见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湖南省麻阳县司法局．于今年4月在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开展了“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这一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取得了重大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成果。     

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的“人情”因素——以“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为中心

明清州县官员在审理有关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时,其判决结果有时与法律制度有较大的出入。判决结果与法律制度的冲突在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些判决体现了官员们顺人情、体风俗的观念,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基本特点。     

扎实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彰显公证司法预防职能

为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证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开展，中国公证协会于3月1日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对公证行业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指导，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地公证行业积极响应号召，认真开展各项公证实践活动，扎实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本刊收集、整理了近期重庆、陕西等省市公证行业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的部分有益做法和事例，希望以此促进和引导全国广大公证人员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开展，充分发挥公证的职能作用。     

司法为民:为复工复产提供及时有效法律服务

针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员工返岗、就业中面临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急需的法治服务需求和保障,指导各级政法机关进一步提高政法公共服务水平,落实便民利民措施。如何有效解决复产复工中可能遇到的难题,推进全国企业复产复工进程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防治司法不公的“维生素D”？

据悉，重庆市法院系统将从今年开始全面推行法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不再作为院长、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的提名人选，而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要逐步清理，或者配偶、子女不再从事律师工作，或者本人辞去领导职务。重庆市高院钱峰院长表示。此举是为了确保司法公正。     

当爱情遭遇“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在城乡差距日益缩短的今天,还在不断被父母当作干涉子女婚姻的充分理由。当爱情遭遇亲情时,谁又会是胜者呢?     

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司法行政机关是我国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管理监狱劳教、实施普法依法治理、开展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等重要职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从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出发，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的指导方针，坚持达到“三个代表”的目标和要求，坚持把“三个代表”当做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这是保证司法行政工作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     

人民司法的历史面相——陕甘宁边区司法传统及其意义符号生产之“祛魅”

陕甘宁边区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国家政权建设"权力下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理性化程度较低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司法方法试图以人格型权威弥补制度内生型权威之不足,以尽可能消解"改造社会"之法律方案在强制推行过程中的暴力属性。但这样一种微观法律技术能否在宏观层面有效解决法律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供需失衡的结构性冲突,却是不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