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治国法律思想研究

墨子的治国法律思想主要围绕着平乱求治,欲构建秩序社会。文章从四个方面对之进行了阐述。一是从法哲学层面分析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不相爱”、“罪生于别,乱息于兼”,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方案;二是从礼法制度层面分析社会动乱的原因是“异义”、“无政长”,提出“法天”、“尚同”、“明鬼”的社会控制三法,维护原始宗教信仰,建立强力政府以“一同天下义”;三是从吏治层面分析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为政者不贤达,提出创建“尚贤”为政的新社会秩序;四是从法的价值取向“利民”角度分析社会动乱的原因是民之“三患”,提出“强力非命”治“三患”的民生论。     

法治与德治是什么关系

陈卫东撰文认为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明确反映了我们党“法治”与“德治”并行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它们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调整系统、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调整系统中二者的联系极为紧密。法律包含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它不可能脱离道德,而社会主义法律以保护人民权益、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为基本原则,更必须包含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恰恰是决定法律的面貌和内容的最接近的基础,法之所以为法,而不是“任意的立法”,不是“纯粹的法律”,就在于此。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社会调整功能,力求使社会秩序达到最佳的协调     

用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指导土地经营权立法探析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土地经营权作为一项新的权利类型被提出,它推动着立法不断适应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其一,从法的本质和价值论中引申出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的内涵:即法律发展以保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起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法律正义价值,限制公权,以实现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外化于人的行为目标。其二,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在土地经营权立法中不能过分依赖法律移植路径和政府主导模式,应当增加农民参与,重视民间法,利用好农村改革试点经验,实现良法之治和普遍遵从的法治目标。     

从热门事件解读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正《慈善法》开启了依法治“善”时代,是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甚至是社会领域立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开门立法、公众参与立法的一次典范之作。该法让善行得到法律的保障和尊重,构建了更规范更严谨的慈善环境。为了便于读者“更快、更好、更安全”地理解《慈善法》,本刊择选了历年热门慈善相关事件就《慈善法》部分条款进行解读。     

“诚”之意涵及其当代价值

“诚”是儒家传统道德核心观念之一,具有丰富的意涵和重大的时代价值。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角度而言,“诚”之主要意涵表现在:本体之“诚”具有促进人己合一,推动灵和肉关系和谐的意义;交往之“诚”具有促进人人合一,推动人和人关系和谐的意义;治政之“诚”对实现社会“德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商之“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企业经营“以人为本”和构建利益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结合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诚”之当代价值主要通过推行“诚”之教化、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提高自我的修养以及构建利益共同体等方面而体现。     

邓小平理论对"实践第一"观点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观点。一是以“实践第一”观点为基础,突出“解放思想”,在全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肯定认识或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前提下,特别注重实现其现实价值;三是把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倡导适度的“闯”和“冒”的精神,追求“实践第一”观点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高度统一的最佳境界;四是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在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在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将之升华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管制到共治:国家与社会双维度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区管理与治理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城乡融合型社区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交替主导下依次体现为国家主导范式、社区自治范式和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下的共治协同范式。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制度变迁下的范式转换,在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之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意味着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互融,需要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融来调节共治的角色冲突,实现新的定位;通过强制性与诱致性的互融,化解共建的价值对立,实现新的调和;通过时间与空间的互融,突破共享的制度障碍。这种互融最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在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中实现均衡状态:一方面,应结合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与党员的特色建构多元主体均衡的格局;另一方面,应从法治保障完善出发,激发制度变迁中强制性动力与诱致性动力共同发挥作用,将“话语的制度”转变为“实践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型社区共治协同。     

“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治”与“乱”的对比突出了“西方之乱”的制度根源与“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源自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治理效能,以全新的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彰显了世界意义。“中国之治”展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崭新图景,超越了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     

青少年法制教育价值目标考究

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价值核心在于推进青少年素质的提高 ,而其又是通过多层面的价值取向实现的。威慑价值、规制价值、信奉价值是青少年法制教育价值目标的递进阶梯 ,三者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基础与内容。威慑价值“寓教于惩” ;规制价值“寓教于导” ;信奉价值“寓教于信”。法律信奉演绎出对法律规则的自觉遵守与维护 ,从而使法律成为一种自发的行动 ,法律的威慑是必要的 ,但只是一种补救。     

法何以赢得普遍信赖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唯有赢得普遍信赖,方可赢得普遍服从,进而实现法治。而法要赢得普遍信赖,需要从"有利"、"有理"、"有力"、"有例"这些关键词着手。在利害上,法是对社会成员"有利"的;在价值上,法是"有理"的;在实践上,法是"有力"的;在生活中,法的成功运行是"有例(证)的"。唯有如此,法才能赢得社会成员的信任和依赖,才能获得普遍服从,这时法才成为治国之重器。同时,当"信赖"逐渐变成一种法治文化时,它就成为一座通往法治"信仰"的桥梁。     

新时代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研究

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是系统化、整体化的政治价值观,决定着政治主体的政治参与、政治角色、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中国政治生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标识,转型期以权力运行为核心的矛盾运动成为其基本演化动力。政治价值观及其价值秩序对于良好政治生态的建构具有决定意义,正确区分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是构建合理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前提。在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建构中,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状态形构着民主的序位,多元社会和公共责任的选择界定着自由与和谐的维度和尺度,而公正、民主与法治在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中的含义不同、实现形式迥异。     

推进严格司法 保证司法公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严格司法",这是我们党对依法治国内容新的重大观点和重要部署,对于促进依法治国和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坚持司法公正这一基本价值目标,不断健全完善司法制度,构建以理性判断力、高度自治力和强大排除力为内在逻辑线索的司法监督模式,是推进严格司法的有力保障。     

略论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各个层面,需要遵循其固有规律积极稳步地加以推进。     

法治的人本向度——一种知识谱系的考察

法治作为一个复杂的命题,具有多元的发展维度和理论侧重,通过对法治知识谱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主体价值是法治的本体基础,主体行为是法治的事实依据,主体共识是法治的实践旨向,法治未因人本而发端,却以人本为依归,具有深刻的人本向度。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具体体现。     

论“实质法治”:概念与价值——从中、西法治概念的历史与差异切入

中、西法治在概念与内涵上存在巨大差异。具体来说,传统的中国法治是在"法治"概念下的"人治",以义务为本位,强调官僚特权;而西方的"法治"则注重"规则"的作用,以权利为本位,保障公民平等。"实质法治"这一概念既继承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法制,也吸纳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是适合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法治"概念。     

浅论党依法执政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意义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执政的实践意义在于保障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同步实现和有机统一；依法执政的价值意义在于提升党执政的合法性，张扬社会成员的平等性，保证社会秩序性，抵御党的变异性。     

法治社会下“以德治国“问题探讨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国思想的批判继承.法治社会下的“以德治国“思想继承了传统“德治“思想的精髓,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对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践行和发展,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关于民主法治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推动依法治国、确立民主法治在中国未来政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民主法治建设需要在充分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符合我国国情实际、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