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中国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学理逻辑——基于“共同体”概念的视角

“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深刻意义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理逻辑中发掘。马克思在批判的逻辑中革命性地将共同体概念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毛泽东将共同体的理论第一次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邓小平则在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贯彻共同体的意蕴。“中国梦”充分总结近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共同体建设经验,高度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体概念的历史意识、精神内涵、理想价值,在把握现实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动力。     

“中国梦”现实起点的论析

文章从＂中国梦＂的现实起点出发,阐释了经济上面临＂中国威胁论＂逐步演变,政治上多元政治格局的博弈以及文化上软实力竞争的激烈化。在此基础上,应立足现实起点,避免浪漫主义倾向。在现实起点基础上,倡导当代青年应当坚信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努力实干,勇于创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运动”：何来、何谓与何为——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实践形态,即共产主义的“现实的运动”这一维度作了较为科学、系统的阐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运动”是以奠基于“现实的个人”之上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支撑,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以革命为主要形式来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时至今日,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运动”的现实性、长期性和人民性等特点依然启迪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科学理性地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

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需要从人类文明的宏大宝库中汲取营养。这就要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全民福利体系。我们要以大格局的宽旷视野看问题,以求真务实的智慧和能力,从西方国家福利体系推进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教益,做得比他们更好。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任务。     

全力推进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是一种极宜达成共识的崭新的价值追求,在理论渊源上承接了中华民族理想远大、向善向美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明确了中国人民在实现伟大"中国梦"、展示新身份过程中引以自豪的新优势。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既要注意阶段性要求,又要注意两个层次上的要求。中华人民向着"中国梦"奋勇前进,基于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努力积累起来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精神动力和完善的保障机制。"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思索和结论的集中反映,对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当下的社会实践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文化的“基因”

中国文化的“基因”即阐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真理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因”包含着文化生命赖以延续的遗传信息──人的真理。世界诸多文化都孕育、形成、维系于某种宗教,因为宗教信条天然适合承载文化生命的“基因”。中国文化是世界诸主要文化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化。中国文化复兴需要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需要思想界进一步解放思想。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揭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召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担当和责任践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再出发,从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极不平凡的进程中,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构成党中央提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接续,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形成体现了党中央的经验成果转化能力,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奠定了形成“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以新布局、新部署、新理念、新聚焦、新思维为特征的治国理政创新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发展的新境界。     

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

“一业一会”是当代中国最具法团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之一,但现实中行业协会的发展与这一规定相去甚远。本文首先回顾了“一业一会”制度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蜕化历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一业多会”情况,进而尝试提出一个“内部官僚有限竞争”模型作为理解全国性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成因机制的框架。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人的生成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人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人性的生成过程。人性的发展,经由第一条道路否定原始的自然性,达到“最贴近的规定”,然后由此逐步建构社会性。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结合。马克思“两条道路”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系,中国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性的生成与提升作出贡献。     

“哲学”与“中国哲学”——以张岱年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中关于“哲学”与“中国哲学”观的回溯与省思,总结提出张岱年的哲学观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发端到确立,再到系统论述的发展过程,最后到90年代重新确立哲学是有理的信念之学的曲折过程。提出了张岱年的哲学观符合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辩证法,反映了世界哲学的客观事实。这种富有民族特色,体现了中、西、马综合创新精神的哲学观不仅为中、西（外）、马等哲学之沟通与比较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更意味着哲学创新不必要、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模式。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公益何以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视角

＂公益何以可能＂探究的是人从事公益的内在根据,是公益研究的本体论问题。传统主要从宗教神秘主义的视角,或者从性善论的视角,或者从动物本能等生理因素视角,探究人从事公益的内在根据。上述的视角离开了现实的人去研究公益,其理论是缺乏说服力。因而,应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从现实的人出发,分析人的本质以探究公益的内在根据,解析人的需要以探讨公益的内在驱动力,才能解决＂公益何以可能＂的理论难题。     

邓小平与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展开

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将共产主义运动回归到改造当代中国现实状态的实践上来 ;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及其根本任务 ;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中国现实展开的光明前景     

试论“中国梦”提出的现实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思想,具有坚实的现实依据。中国梦是现实主义时代重建理想话语的需要,是多元主义时代凝聚共识的需要,是改革发展关键期中华民族全面动员的需要,是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与世界各国进行良性沟通的需要。同时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体现了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的统一,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统一。理解这一命题,必须始终围绕“改革”的时代语境,从“人民主体”的基本内涵入手,分析人民在改革进程中担当主体角色的理论基础。当前,人民作为改革主体的真实性面临着主体权利被僭越、改革利益受损害、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能动性不均衡等现实挑战。落实“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应该从强化人民主体参与意识、建立改革利益公众分享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来确保人民真正发挥改革主体作用。     

浅析成都践行伟大“中国梦”的现实基础与发展路径

百年变迁,浓缩了无数国人追求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以中国梦总结概括了国人的历史奋斗经验,从历史,现状和未来三个层面指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如何谱写中国梦成都篇？成都的发展优势是什么？如何再续辉煌？是摆在成都广大干部和群众面前的突出问题。本文从成都的发展基础出发,理清发展线索、探讨成都在践行中国梦的伟大理想中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