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祛魅——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问题的根源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主流理念存在工具主义法律价值观,认为打击犯罪高于保障人权,公诉人地位高于辩护律师;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均倾向于限制辩护律师的权利;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得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律师自身素质也制约了其在刑事辩护领域的发展.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构建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均对此项权利作出了具体的立法规定。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律师缺乏刑事辩护豁免权,致使刑事辩护事业受到严重影响。鉴于此,在立法中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现实之需、明智之举。     

刑事辩护的困境——从制度和理念层面分析

辩护制度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先天不足,运行失范,有违立法的初衷.一段时间以来,律师更倾向于从事非诉案件,而不愿意介入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表面原因不外乎刑事诉讼收费低,律师作用相当有限,无法体现律师价值等等;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辩护律师执业困难,执业风险大,现有法律体系没有给律师执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从某种角度来说,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的案例表明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有恶化的趋势,甚至可以说,刑事辩护律师已陷入执业困境.这种现象有制度缺损的原因,也有陈旧观念的作祟;有历史积淀,也有现实的情况.针对律师刑事辩护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和理念的层面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律师刑事辩护所处的困境.     

论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条件——兼议“无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

辩护的有效性强调的是辩护行为的目的和效果。在刑事诉讼中,有效性是刑事辩护的生存之本,对保证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源自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可以为实现辩护的有效性提供保障,但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引入无效辩护的条件。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现状下,只有从现实出发,以完善立法为基础,以严格司法为保障,大力提升律师素质和辩护能力,才是促进刑事辩护有效实现的根本途径。     

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理性思考

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律师参与刑事案件辩护比例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工作在全国8个省市试点铺开。推进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毋庸质疑,但应警惕不切实际的虚无主义改革,应将其置于我国司法改革和刑事辩护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正当性、现实性考量,结合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和"律师分级出庭"改革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衔接。     

论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视角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与审判中的辩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的辩护较为落后,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碍司法公正.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作出了规定,我们应予以借鉴,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制度.     

再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写在新《律师法》施行一周年之际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2007年的新<律师法>虽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地位与作用,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仍存在一些立法缺陷及实践困局.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工作的积极性,执业风险过大已成为刑事辩护律师的最大心理担忧.因此,切实地改善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加大立法制度重构,应成为破解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困局的应有之义.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构想——兼评新《律师法》

刑事辩护工作作为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层面上更能凸显律师的社会价值。在新《律师法》即将实施之日,笔者分析了律师刑辩制度在实务运行中的困局并建构了应对方案,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侦辩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新律师法实施与现代公诉模式之构建

新修订的律师法赋予律师完整的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这即给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检察机关应抓住新律师法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公诉模式。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论刑民交错案件司法处理的具体规则

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刑民交错案件是否适用刑事优先原则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就导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对待刑民交错案件的司法处理上出现不一致。针对这一问题,如何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得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具体规则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律师法修改看控辩关系的趋向

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权利作了重要发展,必然冲击现有的控辩关系格局。预测刑事诉讼控辩关系的发展和走向,调整既有的公诉、辩护思维定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和价值的必然要求。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关系将明显体现出对合、对等、对立的趋势和特点。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律师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等重大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严重和诉讼观念陈旧。我国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赋予律师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保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扣保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及其合理限制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价值目标能否达到。辩护律师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也承忍了巨大的风险。而辩护律师豁免权则能够使辩护律师免受不当法律责任的困扰,并因此切实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职尽责。为了避免辩护律师滥用其豁免权,危害诉讼秩序和司法秩序,对辩护律师豁免权也应当进行合理限制。     

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新论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关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缓解了控强辩弱的局面。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新型控辩关系的有效落实,检察机关应与律师协会形成交流机制,制定工作细则,细化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并设立维护律师诉讼权利的部门,强化律师诉讼权利受到妨害时的救济。     

刑事辩护视野下量刑情节的考量

量刑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种重要辩护类型。要想做好量刑辩护,刑辩律师首先要学会如何发现并正确运用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与犯罪情节、定罪情节不同,其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无关,主要影响被告人的量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量刑情节可以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等类型;在刑事辩护中,不同的量刑情节有不同的运用方法,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也有不同的运用方法。不仅要全面考虑所有的量刑情节,还要注意刑事政策对量刑情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