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农民组织起来的目标是维持农村的基本秩序——评《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必然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两方面的特殊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农村的具体政策实践,就是在国家自下而上提取大量农村资源用于建设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一背景下,通过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把农民组织起来,保持了农村的基本经济社会秩序。发挥了农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的治理资源弱化,一系乡村体制改革的措施客观上削弱了基层政权能力,造成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自下而上的具体农村的具体需求偏好难以达成有效对接。取消农业税后,更应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乡村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持农村基础秩序。     

资源输入与乡村治理转型

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在此之前国家通过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政权的建设,在此之后,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以工补农、资源输入时代的开始。在资源输入的过程中,干群矛盾是减少了,但是农民对基层政府,乡村干部仍然不信任,新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村庄内部的自主性、内生性秩序仍然难以发生,如何在资源输入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一个常规性权力完备的村级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转型的核心问题。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基层治理: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正基层秩序重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双重目标,以自身的基层组织嵌入为主要手段,在不同时期对于基层秩序重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社会管理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对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代变迁,中国共产党既是全国统一的指导者,又是地方具体的推动者。作为指导者,     

基层治理转型研究——基于政府、集体与个人互动的逻辑

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富人作为新型治理主体治村一直成为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随着国家意识通过基层政权向村庄不断渗透的过程中，通过治理任务、治理方式、治理空间的不断转变，基层治理进行着相应的调试，逐渐出现富人治村回归的现象。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意识、不同的政策以及不同的中心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村集体与个人的互动机制，反映出不同的治理任务体现不同的基层政权渗透状况，影响着治理主体的参政动机。同时，治理任务和监督体系的不断转变也影响着治理空间，治理方式也相应得到调整，形塑出基层治理所遵循的不同的治理逻辑。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风险与防范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潜在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信任危机有可能转化为基层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妨碍公共政策在基层执行的有效性、削弱基层政权政治动员与整合能力等方面.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加速向服务型基层政权转型,建立强有力的地方利益共同体;需要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升基层政权权威认同的社会基础;需要积极重塑后集体化时代农民的公共性和集体观念,增强其地方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以应对农民价值认同多元化与行动单位原子化的冲击.     

基层政权机构改革要义

基层政权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权机构的弹性和灵活性,以提高其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能力,是其中的关键。从定位来看,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人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基层政权机构改革的重要原则是优化、协同、高效。基层机构改革的目标职能是加强基层治理能力。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

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治理转型下的农民国家认同与基层治理——鄂东北杨村修路案例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启示

文章通过杨村修路的案例展现了如何激发农民集体合作的过程.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发挥民主机制来表达农民对公共品需求偏好及其决议,有利于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与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合理性.通过强有力基层组织连接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将国家的惠农政策和资源有效转化,使得农民获得真正的实惠.农民对国家的强认同则可以在基层治理中进行转化并提升为基层治理的能力.转化的过程中还得将其嵌入在地方性共识之中使得大传统与小传统对接,进而促进与国家对接的农村社会基础的整合与再造.因此,在治理转型期,要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正是在于将农民的国家认同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     

内蒙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分析与思考?

内蒙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政府、社会和公众合作共治理念尚未形成、基层治理体制尚待完善、基层治理资源难以有效整合、社区建设缺乏制度化等问题。努力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提高政府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能力有机结合,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应对上述问题的可为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集体行动困境突围:新农村建设中的理事会——基于赣南C村个案调查

后税费时代,随着资源下乡而出现的一个吊诡现象就是基层政权弱化,村庄公共品供给面临集体行动困境。赣南新农村建设中的理事会依托传统组织资源宗族,运用熟人社会的运作策略和"土方法",低成本、有效地建设新农村,从而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与政策后果——关于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区域不平衡性的讨论[1]

村民自治制度是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相对来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关注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推行,忽视了因为村庄本身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不平衡性。本文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决定性影响,讨论了村庄规模、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精英等构成村民自治基础的因素,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差异的现实原因。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乃至所有关于农村制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的描述,而应考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不平衡乡土社会实践的过程与后果,同情地理解制度实践的现实,从而提高制度研究和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H村为例

村民理事会是近年来乡村出现的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其产生是在后农业税时代资源下乡过程中,对乡村行政化治理的一种纠正。与城市基层社会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同,村庄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层协商重要形式,村民理事会内在的运行机理主要依靠其成员的面子以及与村民的人情关系。现在村级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村民理事会在农村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村级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要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健全村级协商体系,推动行政化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结合。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弱化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村级选举解决了村民自治的合法性问题,但未提供治理的手段资源。当前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伴随一系列政策出台和农村现实问题的愈演愈烈,作为过去村级治理重要资源与手段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愈加弱化乃至虚置,这对村级治理造成重要影响,更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基层村庄的善治需要坚实的产权基础;未来的土地制度安排,应该增强以集体土地产权为基础的"农民集体"权利。     

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与政策后果——关于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区域不平衡性的讨论

村民自治制度是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相对来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关注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推行,忽视了因为村庄本身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不平衡性.本文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决定性影响,讨论了村庄规模、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精英等构成村民自治基础的因素,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差异的现实原因.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乃至所有关于农村制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的描述,而应考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不平衡乡土社会实践的过程与后果,同情地理解制度实践的现实,从而提高制度研究和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     

国家治理转型、村庄社会类型差异与基层治理重构——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耦合适配的分析视角

如何理解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既有研究多从国家治理转型和村庄社会基础视角探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难以有效回应基层治理实践的复杂性。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上下适配的分析视角，研究表明：在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治理目标由低向高、由少转多，且治理过程规范化是基层治理的鲜明特征和重要趋势。面对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治理基础，各地基层治理普遍出现结构重塑、主体再造和规则更新这一明显变化。在治理基础尚不稳定且逐渐简约化的当前阶段，基层治理体制需要保持一定的体制弹性和治理主体性。刚柔相济，理应成为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面对村庄社会类型差异的情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智慧。     

再造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层干部训练——以上海郊区基层干部训练班为例

干部作为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互动的纽带,其素质优劣是影响国家意志贯彻是否彻底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匮乏成为中共在新解放区开展基层政权建设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中共设立基层干部训练班,以培养基层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人才。以上海郊区为例,中共通过设立郊区基层干部训练班的方式,集中训练郊区大量基层干部,为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稳定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共对基层干部的日常训练与思想塑造,反映了其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干部教育策略的转换,亦呈现出中共干部教育与政权建设之间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