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

中国模式系指新中国60年在对外关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积渐而成系统的处理国内问题与对外关系的独特经验或模式。“合作”而非“制衡”是中国模式在政治发展和社会秩序组织上的核心精神,表现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议行合一、统一战线、多种所有制并存、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合作等具体制度安排领域。中国模式制度安排上内嵌的“合作精神”与西方秩序内嵌的“制衡精神”截然有别。中国模式展现了中国人概念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图景,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可以为世界秩序的组织提供必要的伦理政治资源,这一进程需要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维持高水平合作的前提下进行。     

大国性外交: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主题与实践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当属于大国性,这种大国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一个历史进程,大国外交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时代主题特征,大国外交伴随着大国崛起进程对当下以及今后中国外交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理解新形势下中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外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寻找中国外交大国性的重点布局以及主题实践。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来看,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的主要战略依托,并依此重点以经济外交为主要着力点,构建中国崛起的大国秩序。     

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后重新获得了动力,但仍需要解决一些理论和经验性问题。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的看法不同,西方意义上的大国更多时候是great power,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大国观,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大国,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是从major power入手推动的。但美国显然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一个great power,而这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正在接近美国,但追上美国仍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使之与经济总量相匹配。但是,中国有必要赋予great power以新的含义,围绕提高中国人均收入以及全球共同发展实施大国战略,建设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国家身份几经转换，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国际社会的一员，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秩序，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全球南方视角下的性别与发展范式转型与实践路径

性别研究兼具学术与行动导向,起源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性别与发展范式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干预项目提供了明确的理论路径和实践指导,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规范、成熟和多元的特点。但随着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主导的性别与发展范式在发展实践中遭遇批判。尽管传统援助国对性别平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促进受援国性别平等方面的效果有限。通过分析以往性别(妇女)与发展范式转型过程,并立足于南方国家的实际需求,可构建一个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妇女发展条件、以妇女为中心、优先与伙伴国政府和妇女组织合作促进妇女经济地位提高(WEGO)的性别与发展实践路径。需要指出的是,该路径并不否认以往性别(妇女)与发展范式的理论价值,而是在剖析其在指导性别与发展实践方面局限性的基础上,探索了一条通过南南合作促进性别平等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在促进全球妇女发展方面的有效性提供借鉴。     

中国外交礼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开研究。外交礼宾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是外交活动最直接和最显著的表现。由于礼宾工作操作性强,学理性相对薄弱,受重视程度与其在外交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本文试图从外交礼宾的视角探讨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以期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解。自改革开放至2012年,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外交礼宾具有国际化与简化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礼宾发生鲜明变化,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呈现出大国风格与大国气象。外交礼宾礼仪是表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的内政、外交、国际化进程以及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外交礼宾发展变化的梳理,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格局与气象。     

国际体系的稳定、变革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国际体系的稳定关键在于其结构层面。一个体系是否稳定,与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数量、主要行为体间力量对比关系、国际体系的调节机制等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体系的变革既有体系内主要行为体力量发展不平衡、力量组合关系发生变动、主要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等内在动因,也有全球化趋势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催化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并没有产生变革国际体系的要件,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会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动荡,而是将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和平、渐进、稳定的转型。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重要论述研究

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当今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必须坚持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遵循维护与创新完善相结合、坚持从国情出发和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等原则,弘扬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把握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着力点。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文化发展的互动

现代社会的主要机制和特征日益受着文化的驱动。现代军事也日益"溢出"自身的局限,而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要有文化视角,同样,推进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必须要有军事视角。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文化发展良性互动的规律性要求是自觉融合。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实践与评价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活动在学术界、媒体和公众的共同推动下,呈现出日益蓬勃的发展态势。地方政府创新的实质是公共治理创新,目的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目前,地方政府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环境不佳和创新成本较高。文章从国家制度建设、地方政府的层级节制和社会评价机制建设方面对促进与规范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进行了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演变与实践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40余年,在这个伟大的时间节点,回望改革开放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同一脉络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深入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时代的需要召唤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基于此,文章力图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并对新时代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做出一些思考。     

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与国家理论为基础,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进行了研讨。文章认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合约、经济权利与国家规模的理论,对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章进一步认为,自由制度主义需要进步性的改造与转化,也就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汲取养料,将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以开辟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与未来走向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包括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类型.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研究对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的指导意义.以民事诉讼模式论演变史及主要学术争论为线索,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类型划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及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可为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高等教育改革思路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改革措施聚焦在供给侧,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高等教育恰恰能够为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难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因此,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导不同层次高校错位发展、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与协同创新能力,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突破我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逻辑起点刍议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开始了对各行业的治理整顿工作,力求纠正之前＂左＂的错误。邓小平重视国内经济的恢复,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四个现代化＂等论断。在思想战线上,通过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人们头脑的禁锢;为加快社会发展,强调对工业的改革,允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党的建设上提出＂安定团结＂的口号并进行了具体治理。联系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实践,总能在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治理整顿工作中找到影子。可以说,1975年的治理整顿工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