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完善国际能源秩序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思想,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观,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能源安全充满了不和谐因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迄今尚未建立,影响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中国应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的国际能源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改变,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善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民主化法制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的重要举措。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替演进中,大国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是处于国际矛盾和重大事件中心的主要角色,也是决定全球治理机制创建进度和主导过程控制的核心要素。从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始,中等强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创设过程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从治理参与者向治理推动者的进阶升迁,不仅标志着中等强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初步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步入新的时代。因此,世界政治将逐步朝着代表更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方向转变,国际体系也将逐步转化为全方位发展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形态。     

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现实制度主义是基于折中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路径而诞生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体系阶段性变化的最新理论回应。该理论认为,"战争恐怖平衡"机制、"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正在推动当前国际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基于规则的新世界,它以伙伴关系网络和国际制度竞争为核心特征。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解释在这个新世界里国际制度竞争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定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国际制度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既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国家"结伴"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追求私利目标的重要工具,甚至帮助主导国建立制度霸权。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由于权力的转移,崛起国和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新的大国竞争形式既是主导国权力地位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为伙伴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竞争,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合法性竞争。主导国推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根本力量。现实制度主义为理解当今大国权力政治形态的变化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论钥匙。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批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