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     

作为一种可能:以政党超自主性突破国家自主性

如何处理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中国政党案例提供了一种本文称之为"政党超自主性"的路径。长期执政党突破自身特殊利益而形成"政党超自主性",它有自然型和建构型两种。建构型政党超自主性可以起到调控国家自主性的作用。政党超自主性相对于国家自主性的优势在于其价值自主性。内容上,政党超自主性体现为对执政党同盟圈层、自身整体及各部分、多数非理性、一国特殊利益等的超越,它在中国政治中起着多重联接作用,但政党超自主性在实现上仍需要规范约束。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创造了重要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必须完善整体规划设计和多层次政策沟通,以互利互信、合作共赢为目标促进长期合作,充分兼顾和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差异性,以重点项目示范逐步推进合作,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程,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践行正确义利观的有效举措、中国构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良好国际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展示.     

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曾经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发展援助(简称ODA)发生变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日元贷款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地位开始下降。技术合作符合中日两国国情,尤其是在环保领域,符合两国利益,逐渐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将成为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     

广西首批“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赴基层

7月20日上午，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开幕式在广西首府南宁隆重举行来自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日本、韩国及我国的160余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海内外部分著名企业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论美国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变迁

美国早期的反垄断法包含多元的价值目标,包括保护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减少垄断企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而当前的价值目标主要是维护经济效率.通过研究美国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变迁,可以揭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间密切的关系.     

激励相容与共同创业: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供给模式研究

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提供养老服务是破解我国养老难题的新路径。依据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理论构建一个职能分离、风险分担和关系结构三维度分析框架,对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供给的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社会企业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是一个具有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等多重目标复合交错的组织。社会企业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成长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创业的结果。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供给养老服务是资源互补基础上的共同创业过程,受创业外部环境差异、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影响,二者形成了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勉力协同型和需求导向催生的互惠共生型合作模式。两种模式都遇到了身份合法性危机、发展机会不平等、自主性发展受限等困境。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来自越南的实证经验

1986年"革新开放"以后,越南经济快速发展,财政分权改革也不断推进。基于越南64个省市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对越南的省级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越南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而且2004年越南《国家预算法》生效后的影响更加显著。然而,不同的财政分权测量方式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越南省级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大多显著为负,而财政自主性显著为正。同时,研究还发现,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财政分权严重不平衡,省级财政投资效益低,但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适度通货膨胀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整体上,越南在支出分权上取得了明显进步,而地方收入分权与财政自主性仍有待提高。随着越南国内改革的推进以及国际融入进程的加快,中越两国的合作共赢关系将引起更多关注。     

论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中日双方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双边经济关系在双方对外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通过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似可初步判定,目前的中日经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包括:增长优势对比显现新态势,相互依存关系发生新变化,双边贸易发展形成新趋向,双边资金合作走向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