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一体化刑事法学研究的力作──评樊凤林教授文集《刑事科学论》

刑事法学,即研究有关刑事法律及其运用之科学,其内容可包括与犯罪有关的所有相关学科,如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等。本来,早在作为刑法学正式诞生标志的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刑法思想和刑事诉讼法思想是合为一体的。后来意大利刑法学家龙勃罗梭引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创立犯罪学,扩张了刑事法的研究领域。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更是首次提出全体刑法学的概念,确立了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行刑学在内的大刑法学研究体系。但是我国法学界基本上没有借鉴这种研…     

论刑法中的“人格评价”及刑事归责的展开

刑法学的发展应当进一步重视行为人的人格评价,以人格评价为实践中特殊案件的从宽处罚提供理论支撑,实现案件办理法理情的统一。刑事归责是综合考虑行为人人格,以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国刑法学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拓展刑事归责范畴,充实刑事归责要素,建构三重刑事归责构造体系。刑事归责要素包括刑事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期待可能性、人身危险性。刑事归责论的建构,可以改变中国刑法学体系“平面化”的不足,促进中国刑法学体系中行为与行为人评价的分立。以刑事归责拓深完善刑事责任论后,可以形成定罪-归责-量刑的动态过程,建构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理论板块,完善罪-责-刑的中国刑法学体系。     

我的刑法学术思想

本文编辑过程中,噩耗传来,文章作者、著名刑法学家高格教授于2001年8月5日因病辞世,编辑部全体同仁无比悲痛。高格教授是新中国早期培养出来的法学家,自1956年毕业留吉林大学任教以来,40余年殚精竭虑,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他为人师表、诲人不倦、传道授业,为我国法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为新中国刑法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格教授涉猎广泛,涵盖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和中国刑法学等领域。在其主攻方向中国刑法学方面,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学术观点,解决了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疑难课题。就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问题,他主张必须注意处理好社会主义刑法学与以马列主义刑法思想为指导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犯罪论方面,对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正当防卫、共同犯罪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在刑罚论方面,对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重刑化与轻刑化、缓刑适用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在行刑论方面,就行刑的指导思想、原则、手段、改造方式、社会复归等课题做出了系统论证。高格教授的一生是勤奋探索的一生,是富有建树的一生。他的精神和品格将永远为我们所缅怀。     

第十一讲 西方之刑事政策学

<正> 一、西方刑事政策学的产生和发展西方之刑事政策一语,最早于十九世纪为法国一些刑法学者使用,继而其他欧陆法系国家也普遍采用,成为一门学科——刑事政策学。刑事政策学是研究刑事政策的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近数十年来,刑事政策学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司法及行刑等方面均起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刑     

刑事执行立法方法论的选择

有关刑事执行立法方法论问题迄今仍未受到国内同行足够的关注，而这表明我国刑事执行立法理论尚未走向自主有为的境界。因此，唤醒立法方法论思维已显得尤为重要。行刑立法方法论要探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基于“为什么行刑”而产生的“行刑的目的论”，二是“如何行刑”而产生的“行刑规范论”.     

人格刑法学的构想(下)

“人格刑法学”是在调和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近代学派的对立时提出的刑法理论。人格刑法学从相对自由的主体的人格出发把握刑法学中的人 ,根据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责任三个要件的犯罪论体系 ,把责任作为犯罪论的核心和最后的犯罪要件 ,从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方面探讨人格责任论     

人格刑法学的构想(上)

“人格刑法学”是在调和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近代学派的对立时提出的刑法理论。人格刑法学从相对自由的主体的人格出发把握刑法学中的人 ,根据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责任三个要件的犯罪论体系 ,把责任作为犯罪论的核心和最后的犯罪要件 ,从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方面探讨人格责任论     

第四讲 外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

<正> 犯罪未遂是近现代世界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刑法学犯罪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犯罪未遂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得到了发展,它大体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古典学派倡导的客观主义未遂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学派所力主的主观主义未遂论以及后来的折衷主义未遂论几大学派的发展和变迁。苏联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犯罪未遂制度也先后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刑事立法上逐步得到确立、发展和完善,犯罪未遂理论也是社会主义刑法学说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现代监狱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秩序的建构

作为国家刑事政策的一个特殊子系统，我们国家的监狱刑事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它是保障国家刑罚权最终得以恰当落实和实现国家刑罚观及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但在传统行刑政策的指导下，现有的监狱行刑秩序弊端凸现，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的规制下，结合“三化”监狱工作的总体要求，以“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监狱基本刑事政策为依托进行秩序的建构，稳定和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活动。     

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一、社区矫正的崛起原因当前,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呈现出“轻轻重重”两极化①的态势,轻轻——“宽松的刑事政策”,重重——“严厉的刑事政策”。对犯罪人的行刑处遇基本分为监狱行刑处遇与社区行刑处遇两类,深受刑事政策的影响。“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社会内处遇”②,为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在学习借鉴原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成果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科学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对于中国刑法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能够反映定罪过程,兼容出罪功能,只是在思考逻辑上与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有所区别。近来主张彻底否定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转而全面移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移植论缺乏严谨性和务实性。     

作为“治道”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这一概念经过百余年发展,早已超越狭义范畴,它既是打击、预防犯罪的斗争策略,也是探究犯罪现象及其对策的科学。基于此,刑事政策在中文的语境里更应理解为“刑事政治”。同时,刑事政策的研究也是现实而具体的,离不开对犯罪学、刑法学、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以及政治学的研究。     

论我国监狱行刑的目的和功能

一、监狱行刑的含义 监狱行刑属于刑罚执行的范畴。刑罚执行又称行刑,是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一个特定阶段而存在的。“刑事立法是要解决刑法规范从何而来的问题,刑事司法则是要解决刑法规范如何适用的问题”。监狱行刑实质上是将抽象的刑法规定加以具体运用的动态过程。当然,这种“具体运用的动态过程”又包含在刑罚执行的范围之内。广义上的刑罚执行,是指有关的刑罚执行机关将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付诸实施的活动。它既包括对主刑的执行,也包括对附加刑的执行。相比较而言,监狱行刑可称为狭义的刑罚执行,它是特指监     

中国刑法学二十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迅速的世纪．也是中国法制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打破中国历史的传统分期．将近代、现代和当代连成一体,回顾百年来中国刑法学发展的坎坷历程．明晓二十世纪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和刑法学研究的利弊得失．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学研究的独立、健康发展,迎来刑法学的真正繁荣。一、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历程（一）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开端二十世纪中国刑法的发展历程是刑法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但与传统并不矛盾。现代化是以继承传统为前提．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是指…     

社区矫正的现代刑事政策解读

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事政策的典型刑罚实践。它能有效弥合监狱行刑悖论的缺陷。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具体践行。它注重刑罚个别化，切合现代刑法的谦抑、经济、人道的特性；立足于成熟市民社会的社区组织，以科学的矫正刑思想为指引，并吸收了新社会防卫论的合理内核。     

刑法是后置法吗?——法域冲突问题之体系反思

为了避免法秩序统一性与部门法违法判断相对性的冲突，部分学者主张民刑、行刑之间存在整体性的“前置—后置”关系，前置法违法性判断在逻辑上独立、优先，并且约束刑事违法性判断。对刑法后置论的捍卫存在说明性辩护(实然)和道德性辩护(应然)两种路径。说明性辩护认为，刑法后置论是对我国实在法秩序的最佳说明;道德性辩护认为，刑法后置论是现代国家法秩序的应然理想状态。对刑法后置论的说明性辩护是失败的，因为犯罪并非严重的前置违法行为，而是具有公民不法的独特道德意义;刑罚也不仅仅是最严酷的调整手段，更具有报应性公共谴责的独特功能。对刑法后置论的道德性辩护也不成功，因为对公民不法施加报应性谴责本身是国家平等尊重全体公民的政治道德要求，属于国家强制力的正当行使范围。民行刑之间是平行关系而非“前置—后置”关系，三者均有自身的独特功能和固有的调整领域。     

人格刑法学：以犯罪论体系为视角的分析

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人格刑法学,其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但是,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现今,人格刑法学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     

犯罪论体系的不同究竟对刑事司法有何影响——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

犯罪论体系是刑法学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一直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刑法学理论通说一般不使用犯罪论体系一词,多使用犯罪构成要件的概念。在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以下简称四要件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刑法立法与刑事司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