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一文所想到的

《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发表了韩国学者金东吉的题为《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的学术文章(以下简称金文)。读罢金文,笔者有几点感想,辄记如下。一、运用历史档案须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关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渡江的问题,长期存在争论。自从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齐     

斯大林曾否劝阻我军过长江?

1948年底，在我军已解放长江以北半壁河山之时，斯大林是否劝阻我军过长江，敦促我军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呢？对于这一史实，众说纷纭，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有两种看法。斯大林没有劝阻解放军过长江持这种观点的人说，他们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和中外著作，访问了一些老同志，迄今为止，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这一说法的根据，倒是发现不少材料证明米高扬没有转达这种口信。第一，米高扬是“带着耳朵来的”。据参加会谈、现在唯一健在的师哲回忆，米高扬一来就声明，他是“带着耳朵来的”。斯大林派他来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听取我党建国方针，没有叫…     

再论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苏联是否曾劝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问题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关于国共调停的电报内容、米高扬秘密访华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和苏联大使馆随国民党政权南迁广州等历史事件,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曾有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动机。二战后,苏联采取双重的对华政策,反映了苏联对待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斯大林矛盾复杂的心理。     

关于斯大林是否主张“划江而治”的再探讨

关于斯大林在解放战争后期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对1994年公布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往来的电报,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解读。通过对划江而治的源起以及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电报的分析,可以认为斯大林没有明确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没有使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想法。苏联战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苏美关系的大局始终决定着斯大林此时的复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斯大林双重的对华政策和复杂意图。这是毛泽东多次抱怨说斯大林阻止我们过长江的原因。     

关于对斯大林的再评价

张广照《斯大林——在中国舞台从未出场的主角》一文认为,迄今为止,斯大林在苏历史中是一个从未退场的主角。在中国,对斯大林主义始而遵循(1935年前),继而抗拒(1935—1949),转而强化(1949—1978     

斯大林民族观再分析

斯大林的民族观,不仅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他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大林认为民族不平等的根源主要源于历史的遗留,解决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要全面促进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斯大林民族观对苏联各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有宝贵借鉴意义。     

关于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问题的再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尤其是候补委员名单的问题观点不一.经过考证本文认为存在如下几种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中共二大仅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没有选出候补委员;如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候补委员,则可能是李大钊、李汉俊、向警予,而张太雷和李达亦有可能.     

关于中共批判南共民族主义问题

1948年夏,中共参加了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所谓南共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南共对苏联和斯大林执行独立自主路线的表现。在这方面,中共与南共有颇多相似之处。中共参加这次批判,并没有对南共对内、对外政策进行具体指责,主要表明自己决不走第三条道路,以便消除斯大林的误解,以达到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粉碎西方孤立新中国的目的。今天应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     

中共关于农民问题的二重性理论

中共关于农民问题的二重性理论［美］丹尼·肯尼瑟译者：周春明校对：刘文忠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中共的农民理论可以追溯到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那个时期，党的理论家面临着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是实际问题：革命需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有一个清晰的、现实的认识。郭...     

关于科瓦廖夫就中国问题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在中国革命的整个时期里,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根据他们领导国家和党的经验,试图通过提供建议的方式来帮助中共领导人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苏联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迄今仍是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进行热烈争论的问题.……     

纯洁性建设支撑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变化,纯洁性有着不同的内涵。保持与创造更深刻也更丰富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够与时俱进,获得长久的活力与持续的动力。     

"划江而治"的风源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过热烈争论.1994年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登载了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院士<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一文,公布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就中共对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应采取何种策略问题的往来函电.     

萨凡奇与长江三峡工程规划

萨凡奇是国际著名的水利大师,40年代中期,他曾三度来华亲临长江三峡考察,1948年,初步完成了各种拦河坝、电厂、船闸等设计定型标准及情景模拟图,生动地展现了三峡大坝建成后的雄姿。 这一宏大的设计虽然雄伟壮丽,但在当时,国民党政权忙于反共内战,三峡建设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 位于长江中游的三峡地区,地势险峻,水流湍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至皖南事变国共关系之我见

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至皖南事变期间 ,国共两党的关系较之于抗战初期有了复杂的变化。如何较为客观地评价国共两党在这段时期的关系 ?这对正确把握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和总结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教训均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共两党捐弃前嫌 ,携手合作 ,共赴国难 ,从主流方面看 ,两党的关系是良好的。 1 93 8年 1 0月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 ,日军侵略势头暂时减弱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 93 9年 1月下旬国民党在陪都重庆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改变以前联共抗日和限共防共溶共的两面政策为联共抗日和限共防共…     

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看党内民主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党内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了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发展党内民主、提高议事质量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整体上已经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其丰富的历史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党政领导职位竞争上岗的政治学分析

领导职位竞争上岗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新发展。从政治学关于国家制度的理论上分析，这种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组织保证；从政治学关于国家管理的具体措施上分析，这种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有效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管理国际化、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对国家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     

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

要从多维度、多学科拓展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理解,地理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本文在美国学者施坚雅和霍夫亨兹的相关研究启发下,对1921年至1945年发生中共革命的地域进行了"地文大区"的划分,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诸因素(包括地缘、南北、东西、山河、路江、红白、政区、文武、客家等)进行了述要分析,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共党史"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提出质疑,认为此说的根据是回忆不可靠.文章认为不能完全否认回忆,但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赴天津途中,究竟有没有相约建党一事,这是问题的焦点.文章依据对回忆的剖析,提出当时李大钊与陈独秀并非明确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而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并对当年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作出论述.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文章认为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虽然主要是在自身执政的实践中探寻 ,但还必须要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从现代政党的兴亡更替中 ,从当代世界的新变化中 ,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地进行审视。文章初步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六个主要方面 :要始终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 ,要始终坚持执政兴国和执政为民 ,要始终注意维护政治稳定、政局稳定、社会稳定和思想稳定 ,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要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必须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对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的辨正

苗体君、窦春芳的《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由于将关键档案资料漏掉,以致所谓历史考察失实。本文根据第一手资料,厘清李汉俊脱党以及被党除名的基本情况。李汉俊入党后,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在1920年年底代理中共早期组织书记时,发现工会领导人和青年团有腐败行为,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谴责。在中共一大上提出了党员可以做官和参加国会,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党可以和其他党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及在建立工会等三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后,他在北京避难时,曾在外交部做事,为此受到党的通告处分,有鉴这些,他于是年5月5日,写信给党中央脱离了党。1924年党正式将他除名。本文还澄清了对李汉俊一些不实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