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研究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它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现实情况为实行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可行性。文章还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具体程序。     

恢复性司法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成为我国当前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讨论的热点。     

检察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思考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刑事司法革新运动,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适用已成为通例。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学习和借鉴恢复性司法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法,必将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缓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实现路径

恢复性司法是当前少年司法理论的一个热点讨论话题,也是少年司法实践探索中的新举措,由于理论尚不完全成熟,很多问题没能形成定论,而且相对缺乏现行法律的依据,因此,司法实践中的探索大多还停留在理念层面,没有能形成突破,制约了该举措在实践中的引入。本文试图从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内核入手,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最本质的内涵,找出实现其本土化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深入分析司法实践探索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正确的实现路径选择。本文认为将恢复性司法引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必须严守法律底线,需要树立新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理念,需要形成司法一条龙的配合机制,将审前社会调查纳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中,需要着力构建当事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机制,需要适度推行行刑社会化,需要加强与理论界的合作,需要争取立法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突破。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刑诉司法模式

随着未成年犯罪率的上升、犯罪形式的多样化等新情况的出现,我国传统的未成年犯罪刑事司法模式日益凸显其滞后性。恢复性司法旨在建立共赢的犯罪处理机制,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弥合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这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的构建——以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为视角

少年司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刑事诉讼法》专章确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并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都处于探索阶段。从少年司法的原则和理念、国内外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分析,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是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可行路径。     

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的正义性探析

正义是司法的灵魂。恢复性司法在处理少年犯罪实践中的尝试，为我国应对严峻的少年犯罪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对恢复性司法存在的误读，也引起了人们对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正当性的质疑。恢复性司法与传统报应性司法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所体现的兼顾多方利益的实体正义与多方参与的程序正义，对落实“双保护”原则及构建和谐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让我们相信构建具有中罔特色的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之必要。     

恢复性司法与青少年心理恢复

恢复性司法是在司法中促进当事人双方的调解,寻求当事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整合。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理,包括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假设、关注的焦点、目标和根基。恢复性司法对英国青少年的实践发展较快。在对青少年的恢复性司法中,心理学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排除不适合参与调解者、促进恢复性司法中调解的效果和心理学家作为恢复性司法中调解的协调人。     

在我国引入少年恢复性司法模式评析

少年恢复性司法模式是西方国家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创伤修复”为基本目标的调解模式,它代表着一种崭新和科学的少年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司法制度和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我国应在排除障碍的基础上引入该模式。     

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理性思考

恢复性司法的根本价值是恢复业已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得一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和谐：这一价值取向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应该简单机械地移植过来，而应该加以认真的分析。特别是恢复性司法中关于修复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区之间关系和谐的理念，应该加以充分地研究并在法治的前提下积极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     

论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以中、德、日少年司法为视角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完善和健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少年司法制度理念及其原则进行学理的论述,然后着重对德国、日本和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从少年案什管辖范围、少年司法组织机构及其人员、少年法院审理程序与处置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少年司法实践提出个人完善少年司法体制建议。     

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倍加推崇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具体方案不仅引起我国法学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而且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还展开了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其中在少年司法领域尤为活跃,为此,有必要围绕恢复性司法来深入探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这一课题。     

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制度之探究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离不开专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介入,而社会工作专业尤其是司法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为其介入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少年司法过程的必要性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对此问题的讨论,必须从宏观上关注三个问题：一、少年司法的指导理念;二、少年司法的法律依据;三、少年司法制度构建的社会条件。然后再观察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是否与之契合并是否能够服务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具体领域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论少年司法的特殊理念和价值取向

少年司法理念就是对少年司法应当是什么的理性认识,是少年司法的理论基石。少年司法理念与对儿童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思潮对少年司法理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国家监护权理论和儿童特别保护观念才是少年司法独特的思想基础。这样,通过凸现尊严和自由,加强对少年的特别保护,强调少年福祉,注重实质平等,促进全面发展,从而完成个人和社会对少年司法的价值追求。     

澳大利亚少年司法系统和新南威尔士州少年司法的新趋势

澳大利亚少年司法体制包括法律的主体、机构和法庭审理程序，是立法在现实中的展开和运用，而立法是司法运作的法律前提。澳大利亚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框架包括《1987年儿童（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少年罪犯法》，这两项法律确保了在法律面前儿童享有和成人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一系列的其他特殊权利，这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是地方各州少年司法制度运作的宏观背景。具体到新南威尔士州中，其少年司法系统近些年来也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这在新南威尔士州儿童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可以得到明确体现，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逮捕、保释等多个方面，从而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保障提供了具体的运作环境。     

从中日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之比较看少年司法模式

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论修复性司法理念下的青少年犯罪矫治

一、修复性司法的具体内涵 “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罪行给被害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或者引发的伤害。”^[1]修复性司法除了社区矫正功能以外，还能通过犯罪加害人、受害人、社区三方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受害人的补偿及犯罪行为人应当负担的责任，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构的本土特征

青少年犯罪状况不能成为评价少年司法制度成败的惟一标准。同其他社会矛盾一样，青少年犯罪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而它的出现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中国青少年司法制度架构应当有自己的本土特征。少年司法的目标是保护而不是惩治。因此，少年司法的一体化，由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少年司法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开展，而只能首先通过局部的、分散的、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和长期的司法探索，向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目标进发。     

少年司法的历史谱系与叙事——读《超越刑事司法》

今天少年司法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考诸其缘由，除了相关领域的专家长期追踪研究以外，少年罪错在当代中国越来越显著地构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自然亦是其倍受关注的重要因素。因之，少年司法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被建构起来，乃至形成一门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进而不断向其他法学与社会学领域渗透与延伸，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Tracing the Rise of Evidence-Based Juvenile Justice in Florida

The movement towar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juvenile justice has encouraged a research-informed approach that prioritizes 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nd yet the shifts in this direction have been uneven across different states. This pattern underscores the value of state-level case studi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ce and nature of juvenile justice reform in recent decades. The authors provide such a study for the state of Florida. They begin in 1994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Florida Department of Juvenile Justice. The authors describe the unique history in these early years and identify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variously encouraged and constrained evidence-based reform. They then describe the resulting system that pervades today. The authors emphasize four key elements that define the current operation of Florida juvenile justice. They conclude by situating Florida’s shifts within the broader dialogue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U.S. juvenile justice.